三、人性之美
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作者痛感20世纪30年代都市的堕落、乡村的变异，才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发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那颗与天地相谐的赤子“爱心”。《边城》通过对亲属之情、男女之情、邻里之情和世态人情的描写，突出中国人传统“和”的思想，以人与人之间相处来体现人性中的和谐之美。
1.亲人的和睦相处。天保、傩送兄弟俩同时为爱情抉择，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反目成仇，而按当地人所认可的对歌习俗，公平竞争。“月夜两个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 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翠翠在梦中、在潜意识里，已经与傩送心有灵犀一点通，并爱上了傩送。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当天保在因老船夫把唱歌的人“张冠李戴”下船渡滩落水而死后，在常人眼里傩送少了竞争对手，机会难逢，但他还是去寻找长兄，使手足之情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2.邻里的和气相待。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这里的邻里关系没有急功近利的成分，没有利益的争夺，在这块净土上似乎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邪恶强势，有的只是邻里人情，和气友好。
3.和谐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很多人还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只有沈从文敏感的意识到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间的冲突，意识到社会性和整个人性的背离。“边城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健康的，是寄托着沈从文全部社会理想与美的理想。他用这一“人生形式”去比照边城父老亲朋的博大与混沌，健美与庸懦，去鞭笞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市民的畸形与变态。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人性本源在于爱，爱是最高境界的和谐。和谐是人对人的尊重和友爱，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是他社会理想和美的理想的呈现。
4.人性的和善。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他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美的“神庙”的地基。而作者笔下湘西这块山城中人的“人性”正是自己在希腊小庙所要供奉的：爱与善，真和美。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他所崇尚的生命之美是未经社会文化所浸染的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是一种和谐之美。
《边城》的多元和谐美正是在茶峒“小社会”与当时现实社会似有若无的对比互参中获得表现，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观照下获得显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沈从文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和向往。这也是他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尺度和内涵进行的哲学思辨，对人生状态进行深刻反思的理想之作。 参考文献：
[1]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2]徐静.失落后的选择――论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及其审美追求[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兰州学刊，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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