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带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金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另一个来源就是师母。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朴素式样。"(《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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