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的艺术的人性美赏析(2)

　　二、回归到婴儿状态的自然的原始人性之美

　　在沈从文的一篇文论中，他的一句话，为我们说出一个可概括《边城》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这“婴儿状态”四字逼真而传神、真是不错。

　　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它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它更多一些朴质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的雅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定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意、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清明，充满温馨。沈从文写道，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里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老船夫请人喝酒，能把酒葫芦唱丢了。这边地即使是作女的，都“永远那么浑厚”、“守信自约”。沈从文的婴儿状态，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些女孩儿。她们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存在，“婴儿状态”这样一个题目显示于我们，令我们去思考。

　　先秦道家认为宇宙浩缈无垠,人是渺小的,主张“无为”。正如庄子所言:“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明人虽是万物之灵,却无法独立自存于宇宙之外,人只能作为自然的附属物而存在,人本(天、自然)合一是中华远古的一种文化心态。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返朴归真,即回归于自然、融合于自然,这便是老子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沈从文正是本着这种古老的文化情绪走向文学创作的殿堂,他自称“乡下人”,出生于湘西黔北、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的地方;他的血管里流着苗族“健康的血液”,家庭出身世代行伍,他也在湘西的土著部队当了7年兵,在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度过了“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并把“这一小角隅好坏人事”以艺术的灵光之笔带给无数的读者。他凭着爱和同情去看自己的乡土、亲人、士兵、农妇、水手、和勤劳的少女。他迷恋故乡的河流山川、风土人情,尤其是跑到北京之后对现代文明下都市社会里人性之恶的厌弃,希望返归于湘西乡人淳朴率真的善美人性。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对湘西的描写几乎是田园牧歌式的,体现了生命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境界。沈从文的小说,触目皆是湘西的山光水色、花草树木,美丽的大自然造就了这里的恬静、和谐民风与古朴、淳厚的民情。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无不被他那情致缠绵的乡土之爱所陶醉,使这里的芸芸众生可爱又可悯。《边城》中傍山依水的“茶峒”小山城里,人与自然息息相通,老船夫、翠翠与黄狗、渡船相依为命。主人公翠翠是生于这个青山绿水怀抱中的“孤雏”,“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是沈从文刻画的一个纯善少女的典型,是自然化的人的代表。另一方面,茶峒小镇善良诚挚的平民百姓及古朴原始的人性描写,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人间佳境,这里的人没有狡诈与欺瞒,没有敌意,表现出平等互爱的人伦关系及重信守约的人际关系。天保、傩送两兄弟都爱上了翠翠,按风习应有一场情敌间的决斗,但仍然以情谊为重妥善处理;老船夫管理渡船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从不谋利;吊脚楼上的妇人也是在尽一个*女应尽的义务;小有家业的船总顺顺也从不飞扬跋扈,而且慷慨洒脱,又能济人之急;老船夫死后,与翠翠毫无血缘关系的马夫杨马兵毅然搬到渡口和翠翠一起生活;翠翠在傩送出走及爷爷死后,仍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情人的归来。……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一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度契合,清馨古朴的湘西山水孕育了淳厚善良的边地子民,自然美造就出作家理想化的人性美,这种“物我”间的和谐之爱陶冶了人的情操和灵魂,使生命在自然的神往中走向无限的自由,《边城》的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道家的传统文化,在回归自然中达到了与道家文化精神的吻合。在这里沈从文所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园旅行,却想借重桃园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可以说《边城》是一幅理想社会的风情画,一首赞美人性回归自然的抒情诗。它“寄托着作者对人生的理想选择是作者理想世界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