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伦理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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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四年初《北京文学》打出“新体验小说”的旗号，毕淑敏是主要发起人之一。所谓“新体验小说”，即要求作家在创作之前亲身体验所要表现的某种生活环境，甚至自己暂时加入到那种生活当中，以取得与所要表现的人物相同的“心理体验”，从而使作品更具“现场感”。毕淑敏在生活和创作中都提倡“身体力行”。二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为了记录SAS肆虐这一非常时刻的非常心情，毕淑敏与高洪波等八位作家在北京抗击非典一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深入采访和体验。在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教授的戒指》中，毕淑敏为主人公陶教授设置了一枚带有人体生物电流传感器的戒指。借助这枚神奇的戒指，陶教授真切地感受着患者的病痛，因而能及时对症下药，给予病人有效的治疗。《红处方》是毕淑敏集二十余年行医知识与经验，又到戒毒医院体验了半年生活后的一部力作。

　　在《预约死亡》中，毕淑敏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去体验临终病人的生活，她以一个七十岁的肝癌晚期患者的身份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这个最接近死亡的地方。作者的“亲历”成为小说的线索。小说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工作人员的艰辛与无奈、病人和家属的焦灼与哀伤，用近乎“采访”的方式阐述了护理员小白对工作的态度。小白年轻漂亮，工作环境却很脏很累，连作者这样的老医务工作者都觉得无法承受，但她却毫无怨言。她认为这些让她忙得像旋转的陀螺一样的老人，“没有一丝害人之心，像婴孩似的，跟他们相处，充满静谧与安宁……这里是人世间最善良的角落。……我不是可怜这些快死的人，是敬畏他们。”作者因此赞美道：“善良是人最好的化妆品，它使女孩子的脸蒙上一层圣洁之光，看上去格外动人。”小说语言真实自然又充满哲理，因此显得格外真切感人。

　　同时，毕淑敏通过这篇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创作观念，即“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新体验小说’光有情感体验我以为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体验里不仅包括了感觉的真谛，更需涵盖思想的真谛。真正的小说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只不过他们的思想是用优美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缜密的神经颤动、精彩的语言包装过的，犹如一发发糖衣炮弹”。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真正的小说家毕淑敏还涉足了许多非常敏感或被人们忽略的问题。

　　首先，她提出了一种有悖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新的生死观。她认为“中国人太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在生命的末期，长度已毫无意义，关键是生存的品位”。如乔大夫所说的“该死的就让他死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似无情，却曲折地表达了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和达观。毕淑敏还尽力探询普通人的死亡意义。“我们这个民族，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惨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社会对那些平凡的“垂死者”普遍缺乏关注与同情。因而她呼吁给予普通人一种安宁、温暖和有尊严的死亡方式。在毕淑敏的疾病话语系统中，死不再是黑色、腐朽、肮脏、丑陋等负面景象的集大成，而是成长的最后阶段，是人们应坦然接受的生命的一部分。

　　其次，作者对政府大量销毁毒的举措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毕淑敏认为临终的人并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疼痛。因为死亡不可避免，而疼痛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上帝给了人感觉痛苦的神经，上帝又给了人克制疼痛的法宝”。但中国对麻醉性镇痛剂的使用管理非常严格，绝大多数晚期癌症病人都是活活痛死的。这不仅因为中华民族以坚忍不拔而闻名于世，更因为国家将大量的可用于制麻醉性镇痛剂销毁了。她认为这对于医疗事业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我在临终关怀医院采访的时候，泪水许多次潸然而下。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人，但悲哀像盐水浸泡着我：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已经超然，是死亡教会了我勇敢，教会了我快乐，教会了我珍惜生命，教会了我热爱老人。”毕淑敏不是以救世主的身份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关注疾病，强调一切以病人的感受为中心，以一种聚焦“疾病现场”的在场叙事，向人们展示了疾病生活中的真实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