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伦理分析(3)

　　三

　　毕淑敏多次说过：“我喜欢医学，也喜欢文学，在小说中，我把这两种喜爱搀和起来，挺快活的。医学术语通常是艰深和晦涩的，医学话题也很令人沉重。我竭力想把肃穆的题材写得轻松一点幽默一点好看一点。如同那些很苦的药粉，裹一层美丽的糖衣。”因此，她锁定疾病题材，以作家和医生的双重视角关注和书写病人及其相关的人和事。

　　1. 作家医生对于医院和医患关系的伦理叙事

　　在现实生活中，医院就如同一片白色的海洋。医生穿着白大褂，医院的墙壁也一律是白色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毕淑敏也认为白色常散发出令人紧张的肃穆气氛，甚至沁出凉凉的漠然。因此，她认为医院的内墙应刷成米色，而不是通常的白色或者粉色，粉色虽比白色温暖，但却轻了些，稀释了应有的庄重和安详。米色是宜人和舒缓的。她也反感医院中弥漫着浓烈的药气，因为它时刻给人一种陌生和惊惧的暗示。她认为诊所的空气，要有松针般的清新味道，也有益于病人心情和病情的康复。

　　医患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和谐的医患关系是获得良好医疗效果的基本保证。在毕淑敏的小说中，医生大多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如《教授的戒指》中的医学泰斗陶教授，《最后一支西地兰》中的“牛鬼蛇神”医生焦如海，《红处方》中为吸毒病人而献身的简方宁，《预约死亡》中年青的乔医生等。毕淑敏真实描述了医务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矛盾痛苦。但她也敏锐地意识到，近些年来医患关系出现了许多不和谐音。当今的医疗界是以医疗为中心而不是以病人为中心，医生对病人缺乏起码的尊重和感激。“大多数医生的那种法权、那种话语权和那种对病人的惯有模式，使病人丧失了对医院的信任，变成了讳疾忌医的鸵鸟”(《拯救乳房》)。在很多病人的心目中，疾病像江洋大盗，而医院就像老虎的血盆大口，把病人的血汗钱都吞进肚里了。医患关系，尤其是癌症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就如同“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甚至比死亡的黑洞还要神秘”。

　　因此，毕淑敏分外关注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拯救乳房》可谓是病人对当今不健康的医疗界的一篇檄文。作者用“心理治疗小组”的形式，让身体和心理同样脆弱的病人“面对最悲惨的结局，勇敢抒发内心的恐惧与失落”。在医院的一次活动中，作者让那些卑微残缺不全的躯体，在医生的圣殿里，肆意倾倒他们对医学权威、对医生的怯弱和无能、卑下和猥琐、丑陋和狭隘、冷漠和残酷的指责。在这种报复性的批判中，他们感受到了病人的尊严与权利，也增强了治疗的信心和生存的勇气。

　　不仅如此，毕淑敏还从自我出发，对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美好的设想。首先，她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病人，无论他的地位高尚还是卑下。其次，她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和病人结下生死同盟。“我会始终如一地目光温和地注视着我的病人，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或她生理和心理上的痛楚。我会运用我所有的智慧和经验，帮助他们与病魔和死亡抗争。我会在生命无可挽回的逝去的时刻，守候在他们的身边”。因为“病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人。我们要像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们”。概而言之，医生应该始终是病人的盟友，应该尽可能地救治和守护病人直至他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2. 医生作家眼中的疾病

　　文学中的疾病主题大多不仅是现实生活中疾病的客观反映，它还超越了疾病的医学意义，成为一种象征、一种隐喻，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美学等多重意义。王德威先生曾指出：“近年来，疾病与中国现代性间的象征关系成为一热门的研究话题。学者如黄子平、苏伟、AS、唐小兵等都有专文论述，指出个人的‘疾病诗学’乃是了解国家‘政治病源学’的关键。”毕淑敏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也揭示了疾病的隐含意义，“疾病是有性别的，疾病也是有品位的。你是老板，你可以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那是富贵病，是豪华享受的同义词，你不丢人。但是你不能得肝炎。得了肝炎，人们立刻会想到你身份不高。经常在路边大排档吃饭，你才得了传染病”。但是，疾病并不是一种隐喻，赋予疾病隐喻的意义是一种不健康的、有害的人生态度。就如同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这种做法只会使人坠入一种“无可避免的宿命的迷思”。换句话说，将作为生理现象的疾病进行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是不利于疾病的疗治的。“对疾病最不自欺的态度，也是最为健康的一种患病方式，就是尽可能地排除、抵制隐喻式思维”。

　　面对现实，毕淑敏认为“生理的疾病并非完全可以由医学来解决，作为有着无穷欲望、生活在各种规范交织的社会中的人类，他们的疾病必须由医学、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伦理和道德多方面综合起来疗救”。作为医生，在治疗病人肉体苦痛的同时，更应该对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治疗”或“精神救援”，即使他们的躯体仍然是病弱而残缺的，但至少要让他们的精神完整而强健。对于病人及其周围的人而言，应该把身体仅仅看作身体，把疾病仅仅看作是疾病，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和过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获得一种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所患疾病的正确态度。唯其如此，才能把人的身体从形形色色的道德说教、形上意义和社会性的象征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

　　总之，毕淑敏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用自己深切的体验、真诚的灵魂，关注和书写疾病世界中的人和事。一方面，她主张摆脱对于疾病的象征隐喻式叙事范式，让疾病复归真实和理性，只有正视、理解它，生命才有另一种超越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对疾病的根深蒂固的隐喻式思维，在从医学的角度拯救病人的同时，她更从全人类的角度切入，探讨人类的弱点及其克服的办法，在沉重的生活中开掘真善美。毕淑敏小说的疾病叙事体现了一种以病人的生命和灵魂为主角的叙事伦理，是一种关怀伦理学，一种敬畏生命伦理学。这一叙事伦理的指向，完全建基于作家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切感悟。正如王蒙所评价的：“(她)没有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在当今娱乐成风、消费盛行的文学界营造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人文景观。　　参考文献：

　　[1] 丁 力.在“追求快乐”与“正经女人”之间的灵魂挣扎――莎菲女士人格分裂心理解读[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6：30.

　　[2] 毕淑敏.炼蜜为丸[J].北京文学，1994，3.

　　[3] 毕淑敏.分享生存，分享死亡[J].中安读书网，2003-08-04.

　　[4]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12.

　　[5]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 王 蒙.作家――医生毕淑敏[M].毕淑敏自选精品小说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