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悲剧色彩(4)

　四、时代悲剧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由盛世转向衰落。中唐以后，经济衰退，国力渐衰。此时一些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的群众忆恋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如梦。对白居易乃至他以后的文人来说，安史之乱始终是一出悲剧。他通过《长恨歌》来表达他对开元盛世那段历史的无限忆恋，无限向往，对它的逝去则报以无限的惋惜甚至痛苦，因此他在全诗中流露出来的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同情要比他对唐玄宗荒淫昏庸的批判要多许多。正如，“《长恨歌》最能感动人的地方，亦为一般人所喜的地方乃是“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表现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的诗句。无论怎么说，李杨爱情是没有错的，只是一种角色的悲剧。正如王用中所说：“杨贵妃没有权欲，没有做过一件直接与酿成安史之乱有关系的事。”但是李杨爱情的发展使唐玄宗这个国家统治者放弃了对江山应有的关心，他身上人性的自我需求不可能与其帝王政治角色能够统一起来，而他却忽视了这一点，当前者压倒后者时，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弊端，国家出现危机。李杨的爱情是背负着政治的，政治为他们爱情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也束缚了他们爱情的发展。爱情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摆脱政治的束缚，达到纯的境界。然而他的地位――帝王，绑定了政治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摆脱这种束缚，也就注定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的发生，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人间他们的爱情以杨贵妃被缢死于马嵬坡而告终，而后作者也断然否定了他们在团圆的可能性。因此这就成了“一种亘古难全的人间憾事”，也自然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剧。

五、帝王的悲剧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显然李杨的爱情是从李隆基的“好色”开始的。从历代君王与妃子的男女关系大多数只是停留在君主的生理需要方面，宫廷里的大多数女子不过是帝王的玩物而已。因此，当君王和妃子产生感情，甚至发展为爱情，并且用情专一，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玄宗对杨贵妃可谓是一见钟情。“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玄宗对杨贵妃的喜爱就超过“好色”了发展成了无限的爱，所以“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时已有爱发展成了百般恩宠。安史之乱是李杨爱情的转折点。在仓皇出逃的途中，“六军不发”唐玄宗迫于无奈选择了杨妃一死。虽具帝王之身，却爱莫能助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何其悲哀!从“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一句，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对恋人的生离死别，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已经取代了“好色”占主导地位。唐玄宗作为一个真情的恋人终于出现了。在诗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更多是情，是一种超越生死的真正的爱情。“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回登剑阁。”让玄宗触景伤情。“圣主朝朝暮暮情”，点出了“情”字。“到此踌躇不能去”是情，“对此如何不垂泪”是情，“夕殿萤飞”、“孤灯挑尽”情已挚矣!“魂魄不曾来入梦”其情已经达到混淆生死界限的程度，完全已经不是重色而是重情了，而且情已臻于真纯的境界了。这是玄宗对贵妃已由好其色而升华到感其情，而且是纯真之情。然而杨贵妃对李隆基的爱情何常不是如此：“闻道汉家天子使”，贵妃的“揽衣推枕”“花冠不整”“风吹仙袂”“梨花带雨”更是情的爆发。“含情凝睇”，情已至矣!“谢君王”恨不得人就在眼前;“下望人寰”人不见，将物表情，情更深。“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盼望之极，情亦极。

　　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玄宗作为一个统治者，就注定他的爱情与平民不同。政治家是没有爱情的。帝王之身的玄宗不可以与恋人终天厮守而不问国事，更不可以将整个江山国事付之于恋人，供爱情玩弄。这种帝王之爱注定以悲剧收场。而承担断送江山罪名的必然是“倾国倾城”的红颜杨贵妃，她既是爱情的牺牲品也是毁灭爱情的替罪羔羊。《长恨歌》又是一曲帝王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