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长恨歌人物分析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作者不只是让王琦瑶浸透了上海味道，而是让王琦瑶自然而然的代言了上海。

　　一、《长恨歌》创作思想

　　(一)一部城市小说

　　有人说，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生活，大概王安忆的灵感就来自于上海和邬桥。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女性的命运实际上就是城市的命运，城市的变化也就是妇女的变化，王安忆的小说观念是随着小说创作的逐步成熟而产生的。王安忆写出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弄堂与流言，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尤其是女人们成了这个城市的代言人。“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与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相关的就是小说，归还给思想以人间烟火的面目。这其实就是小说的面目。”①王安忆用世俗性把日常生活、上海、人物聚集在了一起，上海芯子便成了王安忆小说中的灵魂，城市是“更富有生存源泉的世界”，更适合于女人生存。

　　小说内容梗概如下:故事开始的1946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得大上海重现往日繁华色调，流光溢彩，纸醉金迷，整个上海地区及人们都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但其实质却败絮其中。《长恨歌》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登场，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享尽大上海的繁华与荣耀，或许属于王琦瑶的好时代才刚刚开始。王琦瑶是上海弄堂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人，保存着上海精神里最精华的东西，走着上海女人应该走或期望走得路。“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这城市是乐观的好城市，什么都往好处看，坏事全能变成好事。

　　它还是欢情城市，没有快乐一天没法过的。河南闹水灾，各地赈灾支援，着城市捐献的也是风情和艳，那就是筹募赈款的选举上海小姐。这消息是比风还快，转眼间家喻户晓。”② 建议王琦瑶去竞选上海小姐的,是拍照的程先生，在程先生的眼里,“王琦瑶的美是一点一滴累计起来的，不会减，只会加，到了最后，程先生眼里的王琦瑶是如天仙一般，举世无双的了。”③ 不负重望，王琦瑶得到了第三名，俗称三小姐，这也是专为王琦瑶起得称呼。“三小姐则是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她们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

　　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使我们的理想与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④成为了三小姐后的王琦瑶，同时拒绝了城市中产阶级一员的程先生的追求，选择成为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妇，“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在一九四八的春天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可是随着的溃败，各种战乱纷沓而至，淮海战役拉开帷幕，黄金价格暴涨，股市大落，枪毙王孝和等等，这些和王琦瑶关联并不大，但是有一件却让她如花似锦的日子戛然而止，灰飞烟灭，“一架北平至上海的飞机坠毁，罹难者名单上有位名叫张秉良的成年男性，其实就是化名的李主任。”⑤先后住进邬桥和平安里的王琦瑶，人事皆非，自食其力，过着清净避世的日子。但是还是吸引了一群在这个时代特征鲜明的人物出现：勾起王琦瑶上海回忆的“阿二”、公私合营后由小厂长变成副厂长的严家师母、一个典型的也懦弱的民国遗少“康明逊”、革命的混血儿“萨沙”，这些人物陆续在她的人生旅程中登场，他们和王琦瑶一起相约吃下午茶，试图在彼此身上找到一些东西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其中康明逊与萨沙分别与王琦瑶开始了两段畸形的恋情，王琦瑶还和康明逊生下一个私生女薇薇并独立抚养她。后来到了80年代，上海的旧时尚成为了全新的社会风貌中的一部分，王琦瑶遇上了怀旧的“老克腊”，这也是王琦瑶长恨的一生中最后一个男人，一个摩登的怀旧者和真实衰老的王琦瑶，老克腊便选择了退却并马上离开。王琦瑶为了抓住老克腊，不惜拿出自己的一箱金子来进行挽留，但却没有用，她在绝望的病中被一个来找传说中黄金的都市混混杀死。40年的繁华沧桑与罗曼蒂克，便消失殆尽、人去楼空，仿佛让我们又回到了40年前故事开始时的那个城市的片场，落叶归根。

　　(二)典型化的生存环境

　　王安忆曾经在作品中直接表述了自己的叙述视角，“小说这个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保持距离的，是独立而存在的，所以我以为它的创造者往往由边缘人来担任的，他们很难立足于社会中心这样的位置。”城市边缘人很难立足于社会中心的位置，那么他们的生存环境究竟是怎样的，这无疑也成为了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没有去变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没有去抒发建立新中国的喜悦，而是将笔锋指向了时代轨道的角落，指向那角落最平凡的人和事、最为日常的光景，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王安忆塑造了一群处于时代边缘、城市边缘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并不遵循大时代的发展规律与潮流，他们有自己发展的逻辑与原则，如王琦瑶：当1936年上海的电影圈孕育着革命的种子的时候，王琦瑶沉醉于个人的梦想之中：当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时，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当内战蜂起，王琦瑶独守爱丽丝公寓：反右斗争此起彼伏时，王琦瑶却围着火炉有滋有味地过自己的生活……叙述者有意回避主流意识形态，将大时代的变迁作为建构其小说世界的材料和人物背景的历史印证。王琦瑶从“闺阁”到“爱丽丝公寓”再到“平安里”，从平民社会走进上流社会的边角，再回归平民社会，始终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也无法改变他们这样一群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环境。

　　《长恨歌》中王安忆可以说是新开辟了一个章节，就是对上海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弄堂进行极致化的描述：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级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那暗看上去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⑥这就是上海的弄堂，在作者笔下，王琦瑶在这样的弄堂出生与成长，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发生在这样的弄堂里。她的一生是典型到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是具有美丽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自然人生。

　　王琦瑶是上海城市的自然芯子，任时光流逝也不曾改变她的骄傲与美丽。无论是繁华平淡甚至是有些艰难的时候，她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一点一滴中加强自身的修养，过着琐碎但富有魅力的日子。王琦瑶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绚烂、平淡、艰难，在艰难中更显自身的韧劲。上海的弄堂文化注定影响着她一生的发展。她从弄堂长大，走进了爱丽丝公寓，几经波折，还是回到了弄堂。我想在王安忆的笔下，对于王琦瑶来说，弄堂不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还是代表着家的象征，是避风的港湾和带来安全感的地方。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或是亭子间里，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便可看见后排房子的前课堂里，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的夹竹桃。这闺阁实在是很不严密的。隔墙的亭子间里，亦或就住着一个洋行里的实习生，或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出道的舞女。

　　那后弄堂里，又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老妈子的村话，包车夫的俚语，还有那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日三回地来，舞女的小姊妹也三日一回地来。………闺阁是上海弄堂的天真,一夜之间,从嫩走到熟,却是生生灭灭,永远不息,一代换一代的.闺阁还是上海弄堂的幻觉,云开日出便灰飞烟散,却也是一幕接一幕,永无止境。⑦这一段对闺阁的描述，再一次向我们说明了王琦瑶的生存环境，也注定了王琦瑶的最终命运，弄堂里的门洞里都有一个王琦瑶在读书，在绣花，在同小姊妹窃窃私语，在和父母怄气。王安忆对弄堂里的闺阁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也表达了作者岁上海深刻的情谊。王安忆以弄堂为切入口，走进了弄堂的深处，进入了大上海的内心，描绘出了大上海最浓郁而最基本的上海精神。

　　(三)语言写作特点

　　在王安忆的笔下，《长恨歌》叙事采用的是传奇手法，或许《长恨歌》的特别之处就体现在这里。作家频繁使用“……是……”的暗语句式，运用大量的比喻句采用一大段一大段的比喻话语，叠加一个又一个的比喻意象，将比喻的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它们就好像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城市的上空交叉穿行;它们还好像是无形的浮云，笼罩着城市，渐渐酿成一场是非的雨。”⑧在这段话中，流言的阴沉之气是“薰衣草气味”，是“樟脑丸气味”，是“肉砧板上的气味”，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也是“哈了气”和“蒙了灰尘”的窗玻璃。王安忆这些比喻句不同于一般的比喻句，常常运用比喻将抽象化具体，用博喻将数物比喻一物，将一连串好几个不相关的具体生动的事物来打比喻，就好比贺铸笔下的愁“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也是亦虚亦室，浑融一体。王安忆就是以这种叙述性的语言构筑起了《长恨歌》里那个“细腻而深邃的理性世界”。

　　作品叙述语言精练老道，从容不迫，议论精辟有力，富有智慧。小说的流程只不过是一个上海小女人的凡俗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细细碎碎，点点滴滴，牵牵绊绊。但是也从这些婆婆妈妈中显示出了坚韧的上海精神，从小事中现出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