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对抗现象的诠释与思考

　　以描写温情著称的迟子建笔下，人的对抗情绪却随处可见。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擅长描写故园父老的大爱、大美以温暖人心的迟子健之笔下,人的对抗情绪竟是随处可见。终究是什么原因导致迟子建于她的小说中以温情包裹对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它涉及许多深层的文化因素。然而,当我们翻检迟子建小说,对抗情绪扑面而来,使得我们再也不能对此回而避之了。研究迟子建小说,思索这位女作家的文学理想,我们不得不全面思考这个问题所代表的哲学意义。本文以迟子建中短篇小说为例,拟从其所描写的对抗现象之类型及其发展,于对抗情绪中显示对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的“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的追求等方面对此作出剖析。

　　一、对抗之类型及其发展

　　一是决裂性对抗,以《雾月牛栏》、《岸上的美奴》等为例。

　　《雾月牛栏》充满着人生的况味,以人生文学的悲悯同情意义,得到盛誉。在小说中,为了凸显故土乡亲们趋美向善的情怀,作家有意淡化人性的丑恶,隐去人性的龌龊,甚至把致人于灾难性生存处境中的冷峻事实――一个悲剧的真相,也要以爱和美的光芒覆盖。但这个“事实”却无法被掩饰,在小说中,最能引人深思的,就是由这一悲剧真相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决裂性对抗。在一个雾月里,继父与自己的女人“尽情欢娱”的隐私被继子宝坠所偷窥,继父一气之下向继子挥出了一拳。这一拳,把聪明伶俐的宝坠打成了弱智儿;也就这一拳,让宝坠与继父乃至所有的人的关系出现永不和解的迹象:宝坠从此坚持住牛屋,“要和牛住”。对此,继父“悔恨难当”,他想尽办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但直到他为赎罪而死,宝坠也并不原谅他。而且,宝坠的这种对抗情绪并没有因继父的离世而烟消云散,反而是漫延开来,成了他对所有人的一种抵触与疏离。宝坠是失忆了,成了一个“畸异人物”,但他对人生的矛盾并没有“采取一种逃避超脱态度”①,在他没有解决人生矛盾的能力与意愿时,他以一种本能的方式――一个孩童的任性作最温和的对抗:誓不与人亲近,尤其是曾经伤害过他的成年人。我们可以在他回忆时的痛苦与无助中,在他对生活发出的嬉笑所暗含的嘲讽中,看到这个傻子内心的独立与坚持,对抗不可消除。失忆,令他无法触摸悲剧的真相,但这也只能妨碍他的精神成长,不能阻止他的对抗。不能愈合的创伤已把宝坠放逐出了人的世界,他只能与牛共处,与牛为亲。这是作家写得最生动、最彻底的一次对抗。

　　《岸上的美奴》中写美奴与母亲的对抗令人惊悚。只因为发了疯的母亲喜欢与语文老师白石文交往,招致了乡里人们的种种非议,令美奴深感痛苦和耻辱,增加她生存的艰辛,于是在一个夜晚,她将无辜的母亲推入了江中。在杀母亲前,美奴已陷入了极度的孤独与痛苦之中,她想:“谁最该死,谁最迫切需要死,结果她的意识烘托出一个人,令人毛骨悚然,自己惊出一身冷汗。”这心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陷入了困境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前的心理是一样的,痛苦、无助,也极端、血腥。

　　其他的如《秧歌》中美丽的女艺人小梳妆在真爱不可得时,她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红颜老去的生命;拉黄包车的李老头,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自杀。《鸭如花》中的钟如雷,当他诗意的生活理想得不到时代的理解时,他也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他与时代生活的决裂。

　　二是克制性与妥协性的对抗,以《白银那》、《逆行精灵》等为例。

　　在《白银那》中,百年不遇的大鱼汛令全村人兴奋而忙碌,可在丰收后,当家家都需要大量的盐以防止鱼腐烂时,小村里马家开的唯一一家杂食店却盐价暴涨。乡长劝说,村民愤怒,马家儿子绝食抗争。对此,操控盐价的马家夫妇也痛苦,但为了报复村民昔日的见死不救消除没有钱的痛苦,他们没有作出让步。乡长的妻子卡佳为了护鱼只身上山取冰结果命丧熊掌之下,她的死使白银那的村民与马家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场恶战即将开始。虽然,在卡佳的葬礼上,马家夫妇“不由得号啕大哭”,其哭中有着深深的悔恨之意,但村民尤其是卡佳的儿子并没有放弃复仇的念头,这时乡长王得贵陡然站了起来。他说的那番朴素之至、感人至深的话化解了危机:卡佳“最不喜欢在别人认错后还怪罪人家,我也是一样”;他还针对儿子说,“尤其是你,你妈妈向来是与人为善的。”善良与宽容使得王得贵忍着丧妻之痛,坚强带着包括马家夫妇在内的白银那村民,从一场严重的人性危机中胜利走出。

　　《逆行精灵》中的黑脸人,满怀着对哥哥的仇恨,气势汹汹地乘车进城杀兄。可路上的滞留使他有了思索的时间,当他正在仇恨、亲情与道义之间徘徊时,同行客车里的人尤其是那位安详的孕妇身上所呈现的人性美,使他杀人报仇的意志消退。当夜晚在旅途中的小站里聆听到充满人间至爱的音乐时,心灰意冷的他又有了重新生活的渴望,于是从不流泪的他竟悄然落泪了。

　　其他的如《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与镇政府的对抗,《清水洗尘》中天灶与奶奶等人的对抗等,亦属此类。

　　诸如此类的对抗,都是能控制得住的对抗,它总会在某种善或爱的情感的浸染下,由刻意的冲动变得理性和克制,结果是对抗情绪消退,人与人之间出现新的和解并走向和谐。

　　三是“逃离”式对抗,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鬼魅丹青》等为例。

　　相对于前两种对抗而言,这是一种最为消极的对抗,是应该对抗的主体自动放弃了直接对抗的权利,他们把对他人与社会的仇恨用生活假象屏蔽起来,选择在无法言说的痛苦中参悟人生或走向“自虐”乃至死亡。

　　如《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陈绍纯和蒋百嫂的对抗。“我”的魔术师丈夫被郊区的菜农撞死了,“我”悲痛欲绝。但“我”却没有追究这个“凶手”的责任,反而是冷静地听他诉说自己的悔恨,并对他寄予深深的同情。本来应有的对抗情绪,只化作了对菜农的丝丝怨恨和“觉得分外委屈”,然后就只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为了排遣内心的痛楚,“我”想逃离此地,去三山湖旅游,去“搜集民歌和鬼故事”。酷爱民歌的中学教师陈绍纯在“文革”期间因朋友揭发蒙冤受批,被打折了腿和肋骨,“他们还把他整理的民歌撕成碎屑,勒令他吃下去”,他“像一头忍辱负重的牛一样,把那些纸屑当草料一样嚼掉”。此后,他再也记不得那些民歌的歌词了,但唱民歌却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这种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歌唱,成了他对抗那个荒谬社会的最强音,唱民歌可以宣泄他的不满和痛苦,唱民歌成了他逃离苦难记忆的唯一方式。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是不喜欢听他的歌的。“家人不允许他在家唱”,他的画店周围的人都怕听他唱歌。但“我”和蒋百嫂却喜欢听他唱歌。“我”不辞劳苦找寻和乞求他为“我”唱民歌,那歌声让“我”觉得自己“沾染一身雪花的清芬之气”,所以,“我”听了还想听。陈绍纯说,“在乌塘,最喜欢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她从不进店里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这凄惨的歌声在小说里成为逃离对抗者泣血灵魂的短暂栖息之所。蒋百嫂深爱丈夫,却选择了一种残忍可怕的方式作为丈夫的最后归宿。在一次矿难事故中,蒋百成为第十个被找到的矿难者。按规定矿难死人数超过十人必须上报。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矿上领导与蒋百嫂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自此,蒋百在乌塘神秘失踪了,不能入土为安的他只能被装入冰柜永锁在家中一间小屋里,从此蒋百嫂的生活也堕入了地狱,她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在充满肉欲片刻欢娱和自我践踏中,逃离她需要对抗的现实:对抗强权政治,对抗貌似强大的王书记。

　　又如《鬼魅丹青》(2009年4月发表于《收获》)中卓霞、齐向荣、蔡雪风等人的对抗。卓霞恨刘良阖时,只是把房门的钥匙给换了,以隔离的方式表示她要逃离的决心,以逃离的方式表达她的拒绝和反抗的姿态。齐向荣对丈夫刘良阖的出轨行为表示愤怒,但她并不敢与丈夫公开决裂,也不敢公开报复她的情敌卓霞,而是躲在自己的卧室里“披头散发地大喊大叫,画鬼斩鬼”,故意“制造那个地狱”来威慑丈夫。蔡雪风的对抗最为可怜:她爱丈夫,但不能与丈夫相厮守,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与别人偷情、生孩子;她喜欢孩子,却不能生育孩子;她是为别人而活。她在极度压抑的状况下逃离真实生活,回避到一种凄惨的幻想之中,与假想的丈夫和孩子诉说情怀。

　　以上三种类型的对抗现象基本上是循着对抗程度由深而浅,由重而轻的思路不断发展的。这显示了作家温情地抒写人生的创作理念在不断地加强,唯温情,成了她心中最有价值的情感类型。这为我们剖析其抒写对抗原因提供了方便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