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诗人之所以求官，一则是都有政治抱负，二则也是为肚子计。假如他们生在今日，不需炒作，靠稿酬就可达到小康，靠名声就可进入仕途，也就无需再写求官信了。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时期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韩愈盛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赵翼评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日，细读李杜二人的“求官信”，始觉二人求官的急迫与酸楚，感叹中国文人对仕途的痴迷与艰辛。
开元十四年(726)，26岁的李白离川求仕。李白抱负很大，要“济苍生”、“安社稷”，既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却又自视甚高，不愿走通常的科举考试之路，而选择了另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的隐居生活，来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被召去做官。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着名道士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以“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自寓。他先隐居在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接着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之后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
遗憾的是，李白求仙访道，并未引起朝廷重视，更没被召去做官。于是，急于“匡扶社稷”的李白觉得时间耽搁不起，便“屈身”接触裴长史李长史之类地方官吏，忙不迭地掏钱请客，结果钱花了不少，官却没做成。开元二十二年(734)，34岁的李白专程赶到荆州治所襄阳城，拜见了据说凡经他推荐、提拔的人、无不官运亨通的韩荆州(即韩朝宗，时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并递交了求官信《与韩荆州书》，用白话文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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