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成都的生活经历(2)

　　“在长安生活了十年的杜甫，四处碰壁的清贫生活，早也减少了他年少时的踌躇满志。”——杜甫在长安，时为天宝五载至十五载(公元746—755)，一个人的35岁至45岁期间，还能用“年少时”加以指称吗?

　　“长安被陷后，他带着家人，颠沛流离，餐风露宿，终于进入蜀地。”——长安沦陷于安史叛军铁蹄之下，是天宝十五载(756)的事情。当年杜甫时只身一人困于长安城中，妻子儿女均寄居在奉先县，当时奉先县的县令可能是杜甫妻子家族的亲戚，比如舅舅。杜甫本人逃出长安后，也并非立即去跟妻子儿女会合，开始逃难。而是历尽艰辛，跑到李唐新帝肃宗所在的凤翔(在甘肃)。在凤翔，杜甫官拜左拾遗。一年多以后，因为疏救好友房琯，被贬出朝廷，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职，时间为整一年。杜甫一家“颠沛流离，餐风露宿，终于进入蜀地”，是在华州任职一年之后的事情。因为战乱，可能还有天灾，关中发生大饥荒，为官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加上当时杜甫的政治理想已经幻灭，于是弃官，携家去了秦州(在今甘肃天水)。

　　“在蜀地一家简陋的客栈歇息后，第二天一早，杜甫去找到了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杜甫一家初到成都，一般认为是暂寓浣花溪寺(又叫草堂寺)，杜甫有诗句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使君相赠》)。诗文中，并无杜甫一家在客栈歇息的说法。初到成都，给予杜甫照顾的有老友高适(当时任彭州刺史)、一位姓王的表弟(做着司马的官)、徐卿(有可能是后来叛乱的徐知道)，以及萧实、何邕、韦班等一般州县官员，也有说是时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的。没有文献表明杜甫是一到成都即会见严武的。杜甫跟严武虽然是世交，早在长安时期就相互熟悉了，但在成都期间的交往，主要是在杜甫抵达成都的第三年，代宗宝应元年(7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