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古诗的主要风格(2)

　　二、“沉郁顿挫”为何——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缘由

　　1、人生经历和其所在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其形成“沉郁顿挫”诗风的内在因素。

　　杜甫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杜甫一生可分为四大时期，特别是中后期的生活，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生活经历上大致可分为：“壮游——失意——困苦——落魄”四个时期来形容。

　　“壮游”时期(35岁以前)，杜甫受祖辈福佑：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的经济善较好，是他一生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好学，“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其创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十十岁起，他开始了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与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结识。这丰富的情感经历，奠定了他诗文的丰富多彩、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

　　第一次比较大的失意是他在唐玄宗天宗五载(746)到达长安后第二年，参加考试，却被李林甫玩弄手段，下令不录一人，而后上表皇帝：“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不幸落第。天宝十载，唐玄宗接连举行三次盛典，杜甫写了三篇《大礼赋》，唐玄宗十分赞赏，却在宰相考试了他的文章后，再无音信。杜甫又一次未能如愿入仕。且恰逢其父在这几年逝世，他也断了最大的经济来源，生活日益拮据、窘迫，过上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苦生活。一腔热血报效国家，却恰被泼了一头冷水，封建社会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对原来的豪情壮志、唯美情趣的诗风产生了猛烈冲击。此时诗文忆显“沉郁顿挫”的雏形。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现实主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正是这段时期的佳作。

　　困苦时期(45-48岁)也是杜甫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诗人杜甫曾经和人民一直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直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这里他的“沉郁顿挫”风格几近大成，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月夜》、《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传世名作。

　　落魄时期，(49-59岁)也是杜甫，到处漂泊的时期，为第四时期。除六个月的幕府生活外，再无入仕的机会和想法。在严武逝世后，他到处漂泊、流离失所。这一时期，他生活大多困顿、举步维艰。55岁时又患风疾，病痛和生活的双重折磨，理想与仕途不得志常常刺痛这位老人的心。落魄的生活、种种不幸困扰诗人直至逝世。这一时期诗文更显“沉郁顿挫”，写下《蜀相》、《客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诸将五首》、《登岳阳楼》等抒怀名篇。

　　纵观杜甫一生，青少年意气奋发到遭遇官场失意，中年仕途不得志而生活困顿，直到老年生活落魄、客死他乡。在现实中，杜甫的志向(忠君报国、济世忧民)受到了挫折，现实的无情与生活得不如意，让他情感深沉郁结，无法发泄，承以诗抒怀，以诗明志，以诗言情，体现在创作风格上即“沉郁顿挫”。

　　2、独特的历史背景促成了“沉郁顿挫”的特色的定型

　　杜甫一生正好生活在盛唐和中唐时期，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历经百年无战事的盛世，众到中年又遇“安史之乱”的战争。

　　“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打破了百余年的夹角，繁荣的盛世迷梦。人民流亡，君臣奔逃，兵荒马乱，烽火四起，社会开始了大动荡，现实诗人原本的理想以强烈的冲击。“安史之乱”中被困长安时的千头万绪、随难民逃亡凤翔之时的所见所闻，给诗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经受着帝国日渐衰败的打击。今昔对比，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因此，希望破灭了，志向修正了，传动了豪迈、奔放，现出了“沉郁忧伤。他想挽救国家，拯救黎民，建功立业，而这一切双似乎都只是光景，只有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思绪，抒发自己的情感，正如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一样“诗是吾家事”。

　　无论盛世还是乱世，杜甫情感虽随时代而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报国建功的思想。因此，他的诗虽沉郁而志不变，常有顿挫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