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作家顾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仰慕他的才华，也感叹他的命运。
《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1949年后中国的诗人看起来有大大的一批，其实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大我”。因为当时的理论指导写文学不能有“小我”，只能有“大我”。每个诗人必须用“我们共同的”调子和“我们共同的”语言写“一个人”的诗。无论贺敬之还是郭小川等人，现在回头看他们的诗歌，都没什么根本区别，没有艺术的个别性和特殊性。一个国家的文学一旦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我”的文学，而变成“大我”写的文学，那么这样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的。
1980年代突然有一群年轻人出现，想表达他们自己的审美观、人生价值甚至生命的呐喊。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不约而同的，没有任何人去刻意组织。他们的(文学)营养来自哪里?一个是来自中国的古典诗歌，一个是来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的诗歌，比如卞之琳、穆旦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个来源是当时内部出版的一些“白皮书”、“灰皮书”，里面有一些外国现当代诗人的作品。除此之外，他们主要依靠的是个人关于生命的觉悟和想法，写出了很多不一样的诗歌，后来文学史上就给了这些诗一个名字，叫做“朦胧诗”。
他们的诗歌当时投稿到诗刊去时，诗刊的很多编辑有一些是喜欢的，有一些则是反感的。而当时恰逢“四人帮”被打倒，社会在思想上相对有一点点的开放。于是，北岛、顾城、舒婷的诗歌陆续被发表。我记得当时顾城已经发表了《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诗歌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理论界有人批评，这些诗歌不但不是“诗歌”，而且还包含了很多负面的、非革命的倾向。但也有一批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应有的样子。于是就引发了一场诗歌论战。最大的一次论战在1980年，当时的《诗刊》和《文艺报》把这两派人招到了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组织辩论。当时参加的有几十人，但真正参与辩论的也就是十人左右，四五人赞成，四五人反对，赞成者有谢冕、孙绍振、吴思敬、我等人。当时争论十分激烈，往往一天辩论下来，喉咙都哑掉，但尽管观点不同，倒也不伤个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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