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为帽子引起的感慨：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是开会开出来的。在他看来，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其实是诗，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一百六十年以前，当西洋人进入中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金发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洋人遭遇过、甚至仍然在遭遇许多围观;一百一十年前，当中国人走进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对我们祖先的辫子、小脚、长衫子兴趣浓厚，我们的祖宗们因此受到许多蔑视和戏弄。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形式，回应而非回避非议。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的自在表达。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荣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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