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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作品的特点(2)

郭沫若 时间:2021-08-31 手机版

  二郭沫若作品的创作视角

  1爱国情怀

  郭沫若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也是促使他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郭沫若自幼受儒学熏陶,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与事业追求。比如,《浴海》一诗是诗人直抒胸臆的杰作,体现了如火般炽热的不妥协的思想,支撑了诗人如水一样纯洁高尚的爱国情怀。《棠棣之花》中姐姐对弟弟的爱以及姐弟俩对革命的矢志不渝,便是诗人借笔下人物形象表达的对祖国的深挚感情。在凤凰自焚后的《凤凰更生歌》里,郭沫若歌唱祖国的新生,歌唱中有的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炉中煤》中描述了为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厚意,甘愿为心爱的祖国掏出“火一样的心肠”。《湘累》中的聂政也是一个爱国者,郭沫若满腔热情地颂扬了聂政“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爱国精神。郭沫若的爱国热情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和弘扬上,其创作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大型的历史剧便体现了这一点,激励了无数有识之士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去拼搏、去奋斗。

  2独特的乡土观

  热恋乡土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乡土意识是郭沫若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郭沫若的故乡是天府之国的巴蜀,巴蜀地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环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一方面,郭沫若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怀有深厚的情谊。郭沫若出生在川南的“海棠香园”――嘉州,从小就受到故乡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熏陶,其《日出》、《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等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狂喜、惊讶和幻想。另一方面,作者对乡土气息也进行了批判。比如,他从幼儿教育的角度批判“笋子炒肉”的体罚、“把我苦够了”的“诗的刑罚”,同时也能体谅父亲为了找钱而贩卖烟土,同情水平线下的轿夫以烟当饭的悲惨处境。作者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写到自家收租的情况说,农民交租时主人要赏一顿白米饭,为吃一顿饭,往往一家人跑来。正是地主阶级的压迫,才导致了农民的极端贫困,也造成了农民的麻木与不觉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乡土情感又在作者心中唤起感情的微波,这时他产生了自责情结(在他的《家祭文》中,把一个孝子在孝悌重负下的负罪感表现得更为强烈,体现出作者强烈的自责),同时产生了浓厚的魂归乡土的归属感。总之,郭沫若对乡土有赞美,有批评,有留恋,有自责,有归根意识,有难以割断的传统伦理观念,这就构成他独特的乡土观。

  3女性形象的塑造

  作者在作品中,以女性鲜明的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较突出的有《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卓文君》中的卓文君和红箫、《武则天》中的武则天等。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以崇拜的态度去描写的。一方面,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美丽的外形特征。比如:《棠棣之花》中的聂聂“清秀”、春姑“美好”,《高渐离》中的怀贞夫人“真是漂亮”,等等,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年轻美貌的女子,这在人物形象的外形上能够极大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女子具备了普通大众心目中所期待的女性理想模型的所有品质,她们为了别人的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爱情甚至生命。比如在《落叶》中,女主人公为了爱情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优裕的生活。这类爱情作品中的女性,都带有一些“圣灵化”的色彩。此外,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显示出柔美一面的同时,又都透露出刚烈的气质,比如《王昭君》表现了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反抗精神,《虎符》、《卓文君》、《屈原》中的女性角色则表现为舍生取义的决断。这就是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这和他的女性观和所受的文化影响有关。

  4神性的生命意识

  郭沫若作品的生命学根基乃中国天人不分的神性生命意识,即泛神论,这是郭沫若最典范的边缘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郭沫若自创、自释的文化概念,实为中国关于生命的古典意识。如《凤凰涅》中包含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被郭沫若有意识地赋予中国化色彩,包含着客家主动精神和顽强生命力的表现,这是一种生命意识借用的形式。《女神》描述了一种传统文化和客家精神共同锻造的生命意识,它强调生命的本原动力,将生命的世俗追求转化为一种精神再生。《屈原》非常强烈地突出着一种生命的呐喊,反映了可以超越个性而成为宇宙生命和人性精神的象征。这些作品,都向世人展现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生命观和人生观,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生命意识的流动,表明郭沫若对中国生命意识的体认。

  5作品中的悲剧色彩

  郭沫若的许多作品也具有悲剧性质,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创作,或是历史剧创作,貌似作者都不喜欢表现喜剧的东西,而是酷爱悲剧艺术。在《王昭君》中,王昭君选择远嫁匈奴是悲剧事件;《叶罗提之墓》以悲剧结局,讲述了一段纯洁但似乎又不被人理解的恋情;《屈原》中,主人公无法实现其政治雄心,最后投汨罗江自杀。我们可以把郭沫若创作的悲剧称之为英雄式的悲剧,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虽然郭沫若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但是在黑暗的现实中并没有极度地悲观、颓废,而是用充满力度的笔调,刻画出时代的悲剧、英雄的悲剧,在引起人们悲愤情绪或赢得怜悯之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抗争的热情,唤起人们的正义感和进取精神,激起对现实的愤怒、反抗和灌注对于未来执著的理想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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