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20年。郭沫若写新诗始于1919年下半年，因系新人，加之诗写得并不出色，故而诗作经常被国内的刊物退稿。原本就自命不凡的他，难免因此愤愤不平。后来得到主编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的宗白华赏识，才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发表园地。然而好事多磨，后来"学灯"的编辑由宗白华换成了李石岑。
李与郭没有特殊的关系，对他的作品自然不会给予特殊处理。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人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振铎翻译的《神人》。《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人和鲁迅之后，郭沫若大为光火，于是写信给李石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这一点，在他1936年11月10日所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有清楚的解释："李君对我每每加以冷遇，有一次把我一篇自认为煞费苦心的创作登在一篇死不通的翻译后面。因而便激起了我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话。"
有意思的是，时隔10年之后，郭沫若再谈及此事，说法又有不同。1946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民国九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洲帝国大学的医科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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