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此时解释：其实自己是在为鲁迅鸣不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当然不是因为郭沫若对鲁迅突然有了好感，也不是因为他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看重名位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有所改造;而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在1940年1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郭沫若自然也就顺风扯帆，成为鲁迅的"知音"和"卫士"了--这自然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左翼"文化班头"名位的必要之举。
其实，他当初因为名位而对周氏兄弟不满的言论，是引起了鲁迅反感的。当时，他那封"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信在李石岑编的另一本杂志《民铎》(1921年2月号)上发表，当即引起了鲁迅对郭的不以为然。再加上郭沫若当年7月又和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与鲁迅支持的文学研究会(1920年10月成立)分庭抗礼，所以，鲁迅对郭沫若等人很不感冒。他于1921年8月29日在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表示："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而自称颓废派者，可笑也。"
后来，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矛盾加剧，与鲁迅自身所属的"语丝派"也产生了纠葛，鲁迅与创造社诸君(除了与鲁迅有私交的郁达夫)的隔阂自然也就进一步加深了。所以，郭说这封信不是为自己名位而发，而是为鲁迅争地位鸣不平，显然是在盗"鲁迅知音卫士"之名。郭沫若这种仅仅因为文章在刊物中的排名不靠前，就对其他作者乃至编辑大发牢骚的名位争论，不止发生过一次。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在办《现代》杂志时，也碰到过。
据施先生回忆，他创办《现代》，得到许多前辈作家的支援，唯有郭沫若因为远在日本，他没有机会登门求助。当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大多由上海光华书局或现代书局出版，而以叶灵凤为联系人。施先生曾几次托灵凤向郭约稿，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3月，施先生亲自写信给郭，请他为《现代》写一篇关于创造社的文章，因为当时施蛰存正在计划请各个文学社团的主要人物为他们的社团留一个史料。但郭沫若复信还是未允，施没有办法，只好请张资平写了一篇《曙新期的创造社》。到了9月初，施先生再次和杜衡(《现代》另一位编辑--笔者按)联名去信，请他为《现代》四卷一期特大号写稿。这一次，郭沫若同意了，允许把预备让现代书局印行单行本的《离沪之前》先在《现代》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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