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什么为康生写挽诗(3)

　【欲使发表毛词墨迹成为“文坛一大胜事”】

　　这新发表的十首诗词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反修”诗词，郭沫若的诠释自然也不脱这个时代主旋律。例如，解“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郭沫若匪夷所思地将“帝子”坐实为“现实的一体”——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人群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中的时代精神。说的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的思想。

　　康生早在1958年即提出“顶峰”论，在鼓吹个人崇拜上，大概怎么说都不为过吧。1964年10月中旬，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上旬，藉十月革命47周年之机，中共中央倡议并派出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苏联新领导会谈。经接触，认定苏共要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作为代表团成员，康生自诩“十下莫斯科”，并以改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志感：

　　百亩宫中半是苔，昙花净尽铙花开。

　　光头和尚归何处，前度张郎今又来。

　　“光头和尚”自然是指赫氏，改“刘郎”为“张郎”，盖康生本名张宗可也。康生所谓“十下”，是指自1959年1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至1964年11月之行，为“反修”而十次抵达莫斯科。这与“前度刘郎”藐视“种桃道士”作比，其实是拟于不伦。康生的这种做派，与其说是羞辱赫氏，莫如说是自我吹嘘。郭沫若才思敏捷，以“十下莫斯科”为上联，对出“稳坐钓鱼台”，凑成一副联语。由康生实际主持的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常驻钓鱼台，故时人称之为“钓鱼台写作班子”。郭沫若亦不止一次在钓鱼台泼墨挥毫。郭沫若才华横溢，“稳坐钓鱼台”虽系熟语，但集为下联，用郭沫若的话说，确是“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康生见之，当有“甚惬吾意”之叹。看来这是郭沫若颇为自赏的神来之笔，不数日之后，又在一首题康生所作兰竹图的五言中再用此句。1965年元月，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贾一血持康生所画兰竹图，向郭沫若夫妇求题。在所绘兰花图上，康生并书有“一血一笑”四字，落款为“三洗老人”(康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三洗堂”，自谓洗笔、洗砚、洗思想);在所绘竹叶图上，康生并书有“一雪一粲”四字，落款为“钓鱼台人”。郭沫若的题诗书于画卷之后：

　　一血即一雪，爱兰兼爱竹。寒流滚滚来，香清而节直。

　　一笑复一粲，好画真耐看。

　　稳坐钓鱼台，永为人民战。

　　这首题写于“春节前十一日”的五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钓鱼台人”的推崇。在此期间，两人还有过一次合作。依惯例，《光明日报》在春节这天的头版头条，刊登由康生提供的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1964年刊登的是《采桑子·重阳》。这两首词的墨迹均得之于康生。康生当年所写的一则题记交代了缘由(原文无标点，为引者所加)：

　　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晨八时至泽东同志寝室开会，见案头有宣纸三叠，墨迹犹新。展视之，乃泽东同志近书词稿三首。此三词所用牌调为清平乐、减字木兰花、采桑子，皆二次国内战争时所作，向未发表。今经手书，尤为珍贵，真可谓光腾万丈，笔扫千军矣。自思如能请而得之，加以装潢，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也。会议十二时毕，我乃持此三稿，向泽东同志请曰：“我甚爱此，可否惠我?”泽东接稿。熟视后说：“三词尚未定稿，先拿去看看吧。”我既获许，快甚，持之急出，顿觉中南海之晚秋景色，真“胜似春光”矣。

　　康生欲使毛词墨迹“传之后世，诚社会主义文坛一大胜事”，然而当年毕竟气候未臻，经由此后几年的大力“反修”，狠批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别有用心”，审时度势，已是水到渠成。由此而有1964年初在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诗词十首》的超规格版面安排。正是在这年春节，在康生指令下，《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采桑子·重阳》墨迹。郭沫若配合这两首毛词墨迹的发表，写了两篇诠释文字。比较起来，诠释《采桑子》虽也有以贬抑宋玉、杜甫、欧阳修为陪衬，显扬《重阳》的时代印记，但大体持论公允;诠释《清平乐》则除却考证史迹，更以书法家的眼光评论毛词墨迹，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别出心裁的文字：

　　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了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这确实是将毛词墨迹的发表弄成了“社会主义文坛的一大胜事”，待到1966年春节发表《沁园春·长沙》墨迹时，不但照例配有郭沫若的长达六七千字的诠释文章，而且已不限于《光明日报》，全国各大报刊均在头版刊登，且配有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大幅照片。郭沫若关于毛词墨迹的评论，似可视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浪漫笔致，其实却是社会活动家敏感于时势的得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