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背景
诗写于1943年7月7日，当时郭沫若居重庆，抗日战争正处相持阶段，“大后方”的文坛上，有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的风气，但郭沫若敢于迎流而上，翻起“以事求是，古为今用”的旗帜。为此，“有点历史癖”的郭沫若，以饱满的激情，冒着巴蜀盛暑，一气呵成地写作了长达万言的史论宏文《论曹植》，这首《反七步诗》即附在此文之末。作者在书前序言中，说明自己研究历史人物，“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在此标准和原则的指引下，作者对于曹植，一面充分肯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指出他的多项不足，诸如骄纵任性，恃才傲物。至于历代被人传颂的曹植的神来之笔《七步诗》，郭沫若则认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他愤愤不平地写道：“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吗?我因而作了一首《反七步诗》。”
作品评价
陈志岁《论郭沫若〈反七步诗〉》：
郭沫若《反七步诗》云：“煮豆燃豆萁，豆熟萁成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豆是一种生态，是生命的一种形式，以与他物互适共生为原则。粗看郭诗似借物倡扬自我牺牲，细味却是一种以个人拗见强加于物的言不传心的种类共灭思想。郭沫若《反七步诗》写于1943年7月7日，是其《论曹植》一文的尾笔。当时我国正处抗日战争社会背景下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大后方”的文坛上，刮起一股“厚古薄今，尊崇先人”之风，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在其逆风所举“以事求是，古为今用”帜下作此《反七步诗》。郭沫若对历代被人传诵的曹植《七步诗》的论说可归为两点：一是有着“过细考察起来，恐怕附会的成分要占多数”的认为。二是操“古为今用”器，对诗中“豆”、“萁”所代表的两种事物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吗?” 只不知自称以“人民本位”标准研究历史人物的郭沫若，在《反七步诗》中，斯“豆”何指?斯“萁”何指?“萁”以己故灭“豆”之性，“豆”有何幸?“萁”有何德?“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国共共“自毁”乎?或中日共“自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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