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河上亭壁古诗鉴赏

　　峰阔樯稀波渺茫，独凭危槛思何长!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升庵诗话》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明代的“前七子”之一的何景明，是个顽固的“诗必盛唐”派，“尝言宋人诗不必观”。有一天，杨慎抄了四首诗给他看，并问他这是何人诗。何看后不假思索地就说：“唐诗也。”其实这四首都是宋诗，其中有一首就是寇准的《江南曲》。诗曰：“烟波渺渺一千里，白苹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这首诗气象阔大，感情缠绵而真挚，确有“唐诗”的风韵，遗憾的是何景明一味尊唐抑宋，差一点把寇准埋没了。结果招来杨慎的一顿讥讽：“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

　　这个故事意在为宋诗“正名”，批评了一些人对宋诗评价的偏颇。不过，何景明也并不是诗的门外汉，他把这几首诗看成是“唐诗”，固然有他“不观宋诗”态度偏激的一面，但也有他毕竟看出了这些诗中唐人气象和风格。如从这两个方面来认识和评价寇准乃至宋初的某些诗人的诗作，就会比较中肯。

　　寇准（961~1023），字平仲，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东北）人。北宋前期著名的宰相，民间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如寇准背靴，寇准罢宴等。他是个有着多方面才干的人物，不仅有着忠贞廉洁的品格和杰出政治才干，诗文写得也很好。七岁时随父登华山所写的五绝：“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就传诵人口，被目为神童；十四岁时所作的一首《寓居有怀》：“疏林频落叶，孤僻继离骚。独坐闻鸿远，闲吟见月高。梦回更自永，思苦夜何劳。寂寂西郊内，披衣听海涛”已可侪入宋初佳作行列。寇准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九僧”等为友﹐诗风近似﹐被列入晚唐派。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类﹐情思凄婉﹐确实很有贾岛诗的风味。他的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有韵味，如“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书河上亭壁》），“日暮长廊闻燕语，轻寒微雨麦秋时”（《夏日》）等，情景交融，清丽深婉，都是值得玩味的佳作。有《寇莱公集》七卷存世（《两宋名贤小集》本）；《寇忠愍公诗集》3卷（宋知河阳军范雍初刻、有序，清代有圣香楼刊本及辨义堂刊本）。

　　《书河上亭壁》写于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之时。诗前原有序，序云：“予顷从穰下移莅河阳，洎出中书，复领分陕。惟兹二镇俯接洛都，皆山河襟带之地也。每凭高极望，思以诗句状其景物，久而方成四绝句，书于河上亭壁。”

　　穰下即邓州，今河南邓县。太宗至道二年闰七月，寇准知此州。河阳即河阳军，今河南孟县、孟津、夹滩及沁阳县一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寇准在被迁为尚书工部侍郎后又出知河阳军。“分陕”即是“分陕而治”的意思，《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后来“分陕”就成了出任地方官的代名词。陕州、河阳、均濒临黄河，附近又有嵩山、茅山从东西两侧下控西都洛阳，形势险要。寇准出知两地，经常登临观览，指顾吟咏，积久而成四首七绝，分别吟咏春、夏、秋、冬四时之景，并书于黄河边一个亭子的墙壁上。这是其中的第三首，吟咏黄河秋景。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全诗四句，有三句皆是景物描写，其构图上最大的特点是画面宏大，线条壮阔，色彩斑烂。首句“峰阔樯稀波渺茫”虽着眼于远山、帆船、河水，但对这些物体并不作工笔细描，而是用“阔”、“稀”、“渺茫”状其空寂博大。这种画面对欣赏者来说，可以产生两种效果；一是由此寥廓而生“壮美”之慨；一是以此空寂而有惆怅空虚之感。

　　三、四两句“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亦是写景，仍然用写意的笔法。就景而言，这是第一句的继续，就情而言，这是第二句的补注。“萧萧”、“疏”与“樯稀”互补互应，“一半”与“独凭”又机契暗合。所有这些状貌的形容词使用的结果，使笔调空灵，境界幽阔。这些形容词看似重迭雷同，但就是在这一笔又一笔的抹盖下，悽婉之情浓重欲溢了。

　　这首绝句的第二个特点是把自然之景和人的感慨紧密结合，因此使画面带有更多的“写意”的色调。诗的第二句“独凭危槛思何长”即是对上句“峰阔樯稀波渺茫”的感慨抒情。与描写的宏大壮阔之景相比，诗人所抒发的并非慷慨豪迈之气，而是惆怅凄婉之情。不少分析文章都认为，这里采用的是反衬法：“景美而情恶”。认为这是由于寇准在澶渊之战立下殊勋后，遭到王钦若等的嫉妒打击，加上为人“与人无城府，接物无崖岸”，“喜风干，善议论，不但多次得罪了太宗，更招怨于同僚。因此，他始终有用非所宜之慨，此时虽被真宗赏识进为尚书工部侍郎，但立刻又‘分陕’于地方，这不能不使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疑虑，这就是‘思何长’的内涵”。因此诗人面对大好河山，抒发自己叠遭小人攻讦，被放外任，壮志难遂的苦闷之情。其实，这是由诗人后来遭王钦若等人陷害，流放海南的人生结局而产生的主观臆测。因为此时的寇准不但没有壮志难遂，相反因为立储之事备受太宗恩宠，并受登上帝位的襄王（英宗）万分感激，准备膺于重任的人生上升期。我们只要大略考察一下当时的背景，就不难得知：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

　　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太祖赵匡胤死后，按照兄弟二人在母亲面前的约定，由弟弟赵匡义（太宗）践祚。太祖之子德昭要等到太宗百年之后。因此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违背当初誓言，立自己的儿子；还是违背自己心愿，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寇准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太宗。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准看过伤情后，先是深情地询问：“你怎么现在才回京？”接着便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准已猜到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早已成竹在胸，但并没有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他告诉太宗：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太监）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如何?”寇准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确立太子后，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