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心怀感恩让人生更添魅力，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与名人感恩有关的事例，欢迎大家阅读！
与感恩有关的名人事例篇一：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与感恩有关的名人事例篇二：
郭德纲为什么不受郭冬临一拜
郭德纲这两年官司缠身，他被诉诽谤杨志刚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宣判，法院驳回了杨志刚的上诉，裁定维持郭德纲无罪的判决。郭德纲与杨志刚的官司始于前年，起因还是口舌，且是师徒之争，无论最后结果如何，这都不是一件体面的事。
记者问他，“有些官司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比如您代言的保健品出现问题，这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保健品广告的事发确实对郭德纲个人的公信力有所打击，据称，当时决定提出诉讼的老先生也是位“相声迷”，面对法庭外聚集的各色记者，他说出一句颇具意味的话：打官司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给郭德纲提个醒。
自德云社出世以来，是非不断，有陷于诉讼或者旧案，更多乃囿于内斗。德纲感叹道：相声门内之复杂，实为外界难以想象。日前，郭冬临拜师一事，令各位可见复杂之一斑。2007年11月中旬，一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谣言出炉：相声圈和曲艺界众多演员都收到一条群发的邀请短信。短信宣布12月1日在五洲大酒店，小品演员郭冬临将正式拜郭德纲为师，欢迎大家光临，落款“徐德亮(郭德纲爱徒)”。当事三方接受采访时均予以否认，郭德纲和郭冬临称此消息纯属捏造，徐德亮怒斥冒名者在挑拨德云社的内部关系。面对谣传，郭德纲不见激愤：“曾经有一个短信点名大骂中国相声界，一个不落地挨个儿骂，最后说：相声界只有郭德纲最了不起——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拨离间!”若干次造谣最后都不了了之，只有一次，通过有关部门追查到短信始作俑者，寒心的是，竟是一位外地相声演员。
众所周知，侯耀文是郭德纲的师父，两人的关系可谓情同父子，恩师的离去对郭德纲触动很大，他再次向记者追忆起侯耀文去世前两人的一次秉烛长谈：师父在那天向郭德纲讲述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欢乐和悲哀，交织着辛苦，这些辛苦外人根本无法想象。那晚，他们谈了很多，包括侯大师对很多圈内人的真实评价——有些内容郭德纲表示要“烂在肚子里”，让这次谈话成为别人心目中永远的谜。
“无法理解的是，恩师去世成为了某些人作秀的机会，就像要上春晚似的，跳到了传媒面前，高声呼喊着：相声的出路在何方……以此维持出镜频率。我不会做这些事，我感到悲伤，更多是因为私交，而非什么任重道远的相声前途。”郭德纲看着记者缓缓说到。他确实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就像他说的这些“遭人恨”的话。
两年，妒嫉郭德纲的同辈中人肯定不在少数，也有咬牙回到剧场，试图拷贝郭德纲的成功模式，自己红火一把的——奇怪的是，这些努力往往半途而废，以至于两年多过去了，观众回头一看：怎么别人还不追上来呢?
与感恩有关的名人事例篇三：
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本来，母亲王隽英当时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的，他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我的祖父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们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又到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的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火弥漫，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父母决定让我待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他们检查我的作业，然后教我新的功课。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可以说，我小学所受的教育，多半来自于母亲。虽然她教给我知识，但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所以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责怪我，反而常常带我去听京剧、看电影。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的成功。父亲很高兴地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受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他获奖的消息，还提出让他和我一同前往瑞典。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道：“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答应了。我知道，搞科研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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