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耳光、踢手背、视上访者为敌人，显然是用违法的手段在解决上访问题。而对痛苦的漠不关心和对痛苦的掩盖几乎成了权力的生存之道。《带灯》中，马副镇长带领一帮干事，到湾铺村抓超生的孕妇做人流，没抓到孕妇本人，就到庙子沟村孕妇的娘家，罚娘家老两口的款，全然不顾罚款的合理合法与否，更不顾老两口家穷得屋里空荡荡的，连个老鼠都不来，而他们一干人坐在炕上，等老汉出去借钱，不交罚款就不走人，可他们罚款的用途则是给车子加油，再吃一顿饭。这样一群敲诈勒索的官员，群众怎么能奢望他们给上访以公正，他们就是上访事件的直接制造者。再如《带灯》中写道，一场洪灾死了12个人，通过樱镇党委书记在会议上的一番技术性引导而形成了一套统一口径的巧报，成了死亡2人，其中一人成了抗洪英雄，12名死难者被掩盖，成就了一名英雄，变成了可以为本镇带来荣耀的资本。而带灯说：“死了的人家，会因为没有生活补贴而上访”，揭示出有时不仅是拥有权力的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而是整个一级政府机构就是上访事件的制造者。 对稳定秩序的过度追求，用超越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持秩序的冲动，势必牺牲基础性的公平正义，掩盖了病态，必然造成虚假秩序背后暗藏的破坏性混乱的滋生漫长，最终必将给秩序带来事与愿违的更为严重的混乱。
小说是通过主人公带灯之眼来展现现实矛盾的，而她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并置身于矛盾的漩涡之中。带灯是综治办主任，其主要职责就是处理上访事件，在与上访者的矛盾关系中，在阻止上访方面，她与镇政府的其他人员一样，是上访者的对立方;但是，在对待上访者的态度甚至立场上，以及在处理上访事件的具体手段、方式的选择上，她又与马副镇长为代表的政府全体人员相矛盾，她甚至力所能及地帮助上访者一方来对付政府人员的不法行为，如在马副镇长对超生孕妇的娘家罚款时。她一方面阻止上访，一方面又同情上访，她在给袁天亮的信中吐露：“山里人实在太苦了，甚至那些纠缠不清的令你烦透了的上访者，可当你听着他们哭诉的事情是那些小利小益，为着微不足道而铤而走险，再看他们粗糙的双手和脚上的草鞋，你的骨髓里都是哀伤和无奈。”她替十几个矽肺病人争取经济补偿，帮东岔沟村13位妇女到邻县摘苹果，替南河村争取筛沙权，替南胜沟村借抽水机，替贫病而死的老伙计范库荣流下凄凉的眼泪，把自己给范家的1500元钱说成是政府的救济，等等，她用良知和同情的力量，柔化和减轻着周围的邪恶和苦难。而她的良知和同情心与她的身份和行政职责之间的矛盾与尴尬，使她无法自拔地陷入自我矛盾的两极，“带灯夜行”的疲惫，只有在向袁天亮的倾诉中，才能得到心灵的稍息，借以维持现实和内心的平衡。
但勉强维持的严重失衡的平衡，总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在小说的最后，袁家和薛家一场血淋淋的械斗及其处理结果，宣告了樱镇现行维稳政策的失败，无情地打破了带灯强力维持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平衡，她变成了一个精神错乱的夜游者。而竹子则把一份上诉材料给上访专业户王后生看了，交流起受委屈的感受来。王后生说：我只说我们当农民受委屈，镇干部也有委屈事呀!受委屈的`心情都一样么。
专司维稳、严堵上访的综治办干部要上访了，这是小说最为辛辣的一笔，且这一笔并非文学叙事上的偶然，而是事理逻辑的必然。
袁家和薛家的矛盾，并非传统家族史上的恩怨，也非日常生活的细小纠葛，而是现代文明的大工厂到来时，引发的生存与发展道路上新的利益之争。在礼俗权威退场、法治缺位、上访被堵的情形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身体的肉搏，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火拼。结果不仅矛盾双方死的死、伤的伤，成为15年来全县最为严重的特大暴力事件，而且械斗是在综治办人员在场、并极力阻止下失控的，带灯为此头上撞出了一个大血窟窿，竹子则失去了一颗门牙。两个弱女子以命相拼想制止械斗的强烈愿望和她们代表的一向说一不二的政府权力，在这场械斗面前都显得无能为力而完全失控。
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书记、镇长“应认真反思”，主持工作的马副镇长“给予严肃批评”，而带灯、竹子则被降级、撤职。书记、镇长们引进大工厂是政绩，他们对袁薛两家的沙场划分是其权力和利益所在，更是引发械斗的根源，械斗时他们置身事外，毫发未损，而受到的处分则是象征性的;带灯和竹子与械斗的根源无关，阻止械斗并被伤害得血肉模糊，而她们受到的处分则是实实在在的，成为事件责任的实际承担者。说明越是努力真正去维稳者，越会成为真正的受害者。
综治办干部自身的公平和权益尚无法自保，又如何保障上访者的公平和权益?显然，具有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带灯们的可悲，不是由于她们自身品格和履职能力的不足，而是源于体制的缺陷。小说向我们展现了：权利机构的体系性弊端造成的恶果，不可能靠个人的良知和努力而得到救赎，他们自身最终也会成为体制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法治精神和司法在现实中的缺位或赢弱，权力的滥用或误用，使获得公平的渠道仍是皇帝时代的击鼓喊冤和拦道告状，人治的现实使上访重现于现代文明的讽刺中。
在现有体制下解决上访，没有人会成功，无论是书记镇长们一方，还是带灯竹子们一方，两方在解决上访问题上都带有机会主义的暂时侥幸，在解决方法和最终出路上，只有程度上的而无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贾平凹在《带灯》里展示的上访体制的死结。
一些理论家指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法治完善的情形下，依然保留类似于我国的信访制度，其信访问题简单且积累量少，并不会因信访而需要维稳，原因在于其立法、司法、行政和社会监督都是通畅有效的。因此，要治理信访而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重点不在于改革信访制度本身，而应放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体制塑造人类前进的方向。对上访的历史之源和现实之源作一番寻根之后发现，农村公正的获得不存在能够回归到过去礼俗社会的理想，也不存在可以从现有制度中去寻绎出解决之道的出路，现有上访事件越治越多、越堵越严重的死结，不可能靠改革和完善上访制度本身而必须有新的体制来破解。小说家的展现和理论家的探讨，在此殊途同归了。
【《带灯》的上访死结解读】相关文章：
1.读《带灯》的感想
3.《带灯》经典语句
4.《带灯》研讨会
本文来源：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jiapingao/19450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