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贾平凹个性心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3)

　　三、贾平凹个性心理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内在个性与外在经历，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骨肉”――内在精神与外在枝叶。贾平凹的写作风格是在他长期的文学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在此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因素包括地域心理、文化心理、生活经历和选择偏好几个因素。这些因素既是形成他文学创作主题内容的潜在因素，又在不自觉地影响着他对主题思想的表达。下面我们将从题材选择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对贾平凹个性心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

　　1、题材选择

　　题材选择的偏好反映了创作者特定的个性特征和心理活动，一个优秀的创作者，在选定题材后，往往会在该题材下进行深入持久的探索，从而获得艺术加工后的美，作者的主观因素，也就深刻表现在了有选择的反映之中。[3]

　　贾平凹以乡村叙事起家，出身乡村的贾平凹，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一系列反映乡村生活的作品清新优美、栩栩动人。在1979年以前，贾平凹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对乡村山野景物风貌的娓娓道来，对生活与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等。这一阶段，贾平凹对于乡村风貌的描写，其实是他童年少年生活的再现，是对过去的回忆和对精神世界的皈依，主观上充满了抒情色彩，文字清新优美，但是缺乏深刻的思想性，也较少有批判性。1979年以后，商州系列发表了，这是他早期取材的一个顶点，商州的乡野，是作者早期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生命与创作的根。商州独有的自然景观和古老的社会习俗成为了贾平凹早期小说中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

　　但是，作为一名在创作技巧和创作思想上逐渐成熟的优秀作家，贾平凹是不会止步于对乡村世界和传统文化的挖掘的。正如有学者对贾平凹的评价：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浸润的交织下，贾平凹首先对传统文化依附，接着走向批判;其次是对传统、现代文明的双向反思与批判;最后是力求达到文明的对话与新文化的建构。[4]90年代以后，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和8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改变。从《浮躁》开始，贾平凹虽然仍旧描写的是商州生活，但是已不再局限于商州的人文风物，而是通过小小的静虚村、两岔镇，对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时代情绪进行写实。紧接着，《废都》、《高老庄》接踵而至，其主人公都出身于农村，浸润于乡土文化中，但他们和父辈相比，又走出了乡村，进入了城市，过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的脑子里装着乡村的生活感悟和民情风俗，却又在承载现代文明的洗礼，这种矛盾的精神历程，与贾平凹自己的经历何其相似。

　　这一时期，贾平凹的题材重点，从乡村悄然转换到了城市，但又不完全是城市，而是一种与乡村有着某些牵连的城市，或许也可以称为城郊。他的作品，始终无法塑造单纯的城市生活，而是徘徊在对乡村和城市的不断思考中。一系列主人公来自乡村，生活在城市的故事的塑造，映射着同样经历的贾平凹对自我的透视和思索。他无法再停留在他的乡村精神世界里了，他在通过新一阶段的写作，寻找城乡之间的精神安顿处，但是从一系列主人公的人生结局中看，这种寻找，似乎没有出路，但或许，寻找本身已经构成了贾平凹在题材选择上的一种用意，寻找旧时贾平凹在精神上缓解困顿的希望和依托。

　　2、人物塑造

　　贾平凹在其小说中创造了为数众多的人物形象，而如果对这些人物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其中主要有两个类型：代表着贾平凹自己这个群体的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坚守故土的传统农民群体。这两个主要群体展现了贾平凹对于人性和存在的思考，体现了贾平凹小说的独特魅力。

　　知识分子是贾平凹小说人物世界的主角之一，正因为贾平凹是此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他对于这类人物的心理把握和描写往往得心应手，纯熟之至。贾平凹塑造的最为出色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分别来自《浮躁》、《废都》和《高老庄》的金狗、庄之蝶、高子路三个知识分子。对于这类新式知识分子，贾平凹的评价总是带着深刻的内审和批判。三者代表着出身农村普通家庭而来城市谋生的一类知识分子，对于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种种隔膜、歧视与不理解，以及改革开放后城市种种斑驳陆离的浮躁怪象的感受与体验。他们在整体上缺乏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在精神或肉体上存在着阳痿的症候。[5]比如，在《天狗》中，天狗心中师娘圣洁的菩萨形象让他在极力压抑中泯灭了自己的男性特征，给人留下了一个精神阳痿者的形象。《秦腔》中的引生，甚至进行了自我阉割，失去了作为男性象征的生殖功能。这种极端处理，展现的正是男性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创伤。在时代精神的裂变中，这些知识分子们惴惴不安，感觉精神上失去了庇护，痛苦徘徊在城乡之间努力寻找归宿，他们的精神是萎靡不振的，因而也缺乏真正的男性特质。这也是贾平凹自己的心结。

　　农民也是贾平凹小说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早期，贾平凹对农民的勤劳朴实充满了讴歌和热爱，但是在后期，这种讴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入挖掘农民的内在性格。面对时代的浪潮，农民们何去何从呢?在新时代的剧变下，人性的丑恶也逐渐横行乡村，于是贾平凹的笔下，农民的形象开始变得复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贾平凹对于农民的劣根性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揭露。第一是对于农民狭隘愚昧、自私冷漠的普遍精神状态的揭露和批判。比如《土门》中仁厚村人为了多赚钱，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得肝病而疯狂争病人的举动;第二个揭露是对农村中家长里短和纷繁复杂的人情纠葛的批判。那些陈旧的大家庭里的陋规习俗，龌龊难言的家庭纠纷，家庭中兄弟妯娌的矛盾与互相中伤等等，都已经标志着以大家庭为核心的农村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瓦解。贾平凹对于这些的揭露，可以视为他对乡村变化的冷静审视，那些农民和他同样面临着精神上的流浪和灵魂的失重，他们是贾平凹在内心深处对自己形象的另一重影射，也是他自卑的隐性根源，他似乎存在一种潜意识，认为只有当农民们的整体素质形象提高了，他的自卑的根源才能逐渐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