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百变狐狸”——贾平凹(3)

　　为乡村帝国守墓，做古代帝都忠臣

　　“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正如《秦腔》后记中写下的这段“碑文” ，贾平凹何尝不是一直在用他铿锵的文字为他一直执著守候的乡村树起一座座丰碑。

　　“平凹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帝国里的作家，这个帝国叫乡村帝国。乡村精神是这个帝国的君主，平凹就是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 ”这是评论家贺绍俊眼中的贾平凹。贺绍俊认为，贾平凹的写作历程记录了整个乡村帝国逐渐走向衰亡的历史变化，也记录了这个帝国的一位忠臣的复杂心境。“到了他写《秦腔》的时候，他几乎处于最绝望的时刻，《秦腔》就好像是要给乡村帝国写一首挽歌。而平凹在这部小说里给人的感觉是打算做一个守墓人。 ”

　　但是，贺绍俊认为，从《废都》到《带灯》体现了贾平凹的另外一个特点，即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不是封闭在乡村帝国里，而是有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城市里，这个特别的城市是一座古代的帝都。作为一个忠臣，他不是随着帝国的衰亡而衰亡，而是在寻找文明新生的希望。 ”在贺绍俊看来，贾平凹身上这种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交织、纠结，也带来了作品的复杂性。虽然贾平凹很早就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但他的内心始终留在乡村，所以他一直能够触摸到乡村精神的脉动。但是他又享受着城市文明，这就使他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频频回头看乡村的温馨，城市的灰暗色调他很难接受。身心相异带来的是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而这恰好是他作品的活力，也构成了他的多种叙述方式。

　　“贾平凹的创作是不跟潮流、不跟时髦的，他就这么写，他的语言是从土地的缝隙里蹦出来的农民的灵魂。 ”张柠认为，正因为贾平凹的写作扎根在土壤里，因此具有了一种压都压不住的生长性。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是，城市文明是从水泥石头里生长出来的，而农耕文明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泥土本身具有生长性，而水泥、石头却没有生长性，因此靠大量的治理、理性来支撑。“当我们离开泥土，带着现代文化的智性思考问题时，我们感觉到贾平凹的创作里有很多我们很难融进去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态浮躁了，或者支撑我们感受的是智性而非感性的东西，不是生命自身具有的生长性的东西。 ”张柠说。

　　陈福民则表示，真正在脑中扎根的东西往往是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古典文化价值。“所以在今天我们承受了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在平凹的全部写作中都有表征，他一直在努力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相信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而是我们所有从事文学的人跟这个时代一起前进，一起感受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