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一年季羡林共写了五篇文章，并汉译《沙恭达罗》出版。1954年、1959年、1964年季羡林分别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1983年，季羡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季羡林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十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2009年7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来自：《山大第一》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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