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老舍的资料(2)

　　老舍《茶馆》赏析

　　《茶馆》的人物形象：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遭遇等，他虽然也有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们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对巡警、特务则不同，他明知是敲诈，却巧于应付，不敢表示一点不满。对刘麻子之流，他虽然从心眼里厌恶，但仍然笑脸相迎，不愿得罪他们。但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时，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蕴含着他的不满、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刘麻子、唐铁嘴等，是一群地痞无赖，一个说媒拉纤、拐卖人口，一个是麻衣相士，算命骗人。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茶馆》的艺术特色：

　　1、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也叫人像展览式结构)。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人。这些人物没有特别突出的主次之分，人物不断登场，又不断下场。茶馆中每个人物的台词也都不多，他们在茶馆一闪而过，口中说着自己的事情。

　　比如：旧民主主义者崔久峰与王利发的对话，只表现了他理想破灭后的沮丧和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只表现了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串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没有什么重场戏，只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自己。

　　由此看来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无数的画面组织起来，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而逐步展开。

　　2、淡化贯穿始终的情节设置，这一幕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关系并不复杂。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单一的，人物之间的联系也基本上是单线的，小范围之内的。(比如，一开始出场的跑堂的李三，与茶馆有关的戏不多，他的戏主要集中在他与茶馆主人之间的矛盾上，抱怨活忙而工钱少。再比如刘麻子的戏主要是与两位逃兵有关，茶馆只是他做贩卖人口交易的一个场所。王利发的戏是属于应付生意的，这是人物身份决定的。真正属于他本人的戏只有在茶馆的利益得到维护或受到损害的时候，比如他与常四爷、李三、巡警等人的戏。总之，整个一幕戏就是由一个个发生在茶馆中的小情节、小故事联成，是平面展开的。)

　　曹禺的《雷雨》人物不多，(课文部分)有台词的仅有五人，却关系复杂，有夫妻、父子、母子、兄弟、主仆等多种复杂的血缘关系，有主有次，人物的语言动作都围绕着同一个矛盾展开——三十多年间周鲁两家的矛盾始终交织在一起，贯穿全剧，戏剧性极强。

　　3、它所采用的特殊的戏剧冲突方式。剧中虽然集中了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具体的、针锋相对的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剧中的人物仿佛是在某种外力的作用下，按照自己的轨迹必然地运行。正直、善良的人无法摆脱厄运的袭击，那些异常活跃的社会渣滓，各自遵循着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作者也没有过于追究他们个人品质上的某种邪恶之处。

　　《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剧作者老舍 (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 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这类细节，给《茶馆》所要表现的主题，增添了一种真切的氛围。除了为表现主题服务之外，也展示了中国茶馆文化之一斑。《茶馆》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通过一个茶馆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于反映了社会变革对茶馆经济和茶馆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