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诗意(3)

三、诗意的自由品格：生命向度的自由性

　　诗意是一种自由，他使心灵开放性大大增强，这不仅在于诗意复活了我们与自然社会的亲密关系，它还使我们能够带着平等、自由和纯然神圣的心境纵身大化， “独与天地往来而不傲睨万物”(庄子)，从而养成雄健独立而自由的人格，同时也基于诗意的超功利性，使人能够循着事物的本相，在纷乱的世俗目标中保持心灵的价值情怀，在世俗体制的秩序内警惕心灵的物化。老舍被定位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于社会洪流他总是保持清醒的自由态度，既不认同源于导师情结的启蒙文学，也对怨恨为基调的革命文学敬而远之，虽被挤在文学的边缘，但始终不改初衷，执著于他的市民文学，“向来不跟着别人跑，我的好处与坏处总是我自己的” {11}，虽然他的幽默屡遭贬斥，但仍不认同“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的人”{12}。

　　为文如此，为人更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13}，“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却始终“坚守着一定的限度”，“绝不俯仰随人”{14}，在择友上，他既能舍己从友而又绝不鄙俗，“无论对手是地位怎样高的或计谋怎样巧的，他也要直言不讳，守正不移”，对于文化的批判，他绝不认同新文学健将们站在欧美文化的视点上，对传统文化的全盘铲除的激进立场，“谁也不能否认这文化深厚的力量，而一脚把它踢开，谁也不应把这些美德与恶德一齐铲除毫无选择”{15}，诗意的自由品格让他总能在滚滚红尘中拥有智者的清醒，形成他温和稳健的文化批判的模式，《大地龙蛇》中这样描绘他理想的文化模式：“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融为一体，让佛的慈悲，庄老的清静，孔孟的仁义，总理的大同，光芒万丈，照耀亚东”，虽过于理想，但这种稳健即使今天看来都是带有启迪性的。

　　这种自由精神并没有让老舍滑向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真正领略诗意精神的人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小趣味与小道德，他将有一种大爱的精神，老舍是拥有大爱的人，底层人物的辛酸，双重民族的忧患始终都是他观照的对象，“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16}全要管，这种大爱到了民族危亡时刻则上升为国家至上主义，写于抗战的一封信《致女友》，“以玫瑰色的背心，或披及肩顶的卷发为浪漫的象征，是死与无心肝的象征”，极端地认为在抗战时期任何对外表的修饰都是不恰当的表现，他抛妻别子，放弃他擅长的小说创作，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写戏剧、鼓词，尽力做“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虽知道“说句老实话，抗战以来的文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点抗战八股味道”，{17}但毫不动摇地写他的抗战八股，这对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来说是多么难得。同理，可以理解他解放后的行为，新中国对底层人民的关心让他折服，所以一向对政治意识形态退避三舍的老舍破天荒地、一反常态地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但随着政治形态无形有形的压迫，“软”与“外圆”让他一次次退让，但“硬”与“内方”才是其真正的内核，虽违心地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但并没有因此禁锢他自由的灵魂，他仍然有他的原则与底线，对已被批的人仍不避嫌地关心帮助，让我们看到了老舍的气节，我们无法得知那一晚他坐在太平湖长凳上的思绪，他用他的纵身一跳捍卫了他的尊严与自由，他在清清的湖水中回归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