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的儿童教育观内涵(2)

　　二、老舍儿童教育观的性质―无法忽视的现代性

　　品读老舍的作品，玩味老舍的儿童教育观，我们无法忽视其中闪现的现代性光芒(陈勇等人谓之“超前性”[25])：强调身体健康、追求平等、卫护儿童自由发展、推崇积极态度、崇尚大自然、鼓励创造。这些理念在当时可算振聋发聩，即使在当下同样让人刮目相看。

　　(一)强调身心健康

　　在《家书一封》中，老舍告诫妻子：“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26]。这句话在承认儿童发展个性、尊重儿童发展自由的背后，更强调儿童发展的身心健康。其中，身体健康着眼于生理，心理健康更多的是着眼健全人格。

　　在老舍笔下，儿童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他多次写到：“儿童是人类的明天……没有身体，便没有一切，还用说别的吗?”[27]“没有它(指健康的身体――笔者注)，即使是圣人也一筹莫展。”[28]

　　身体健康有多重要，老舍在其作品中多次言说。其中，既有正面的强调与肯定：“人的美还有品德体格的成分在内。健壮比美重要”[29];好儿童必须“身体健康学习好”[30]，“身强体壮赛武松”[31];也有反面的提醒：即便“成熟”“博学”“老道”如爱弥儿，如没有强健的体魄，一切也皆是惘然。一句话，“有好身体才能活着”[32]。

　　因此，在《家书一封》中，他明确提出儿童教育培养的`要求：“只要身体强壮”、“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33];“首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儿童。‘娇生惯养’一定须换成‘身粗胆大’。……当别人来侵犯我们的时候，他必须有杀上前去的肝胆与体格，就是太平无事之秋，他也须身强智勇……”[34]

　　(二)追求平等

　　老舍明确提出：“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木匠“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35]。

　　在老舍笔下，人与人应该平等：君臣平等、种族平等、父子平等、职业平等等等。平等的，走到一起;违背平等的，关系疏离甚至敌对。

　　《小坡的生日》中，小坡与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孩子一起玩耍、游戏、“战斗”。在小坡看来：“这些人都是一家子的，不过是有的爱黄颜色便长成一张黄脸，有的喜欢黑色便来一张黑脸玩一玩”[36];

　　《牛天赐传》中，天赐与四虎子成了铁杆哥们，而优越感十足的牛太太则因此众叛亲离：打杂的成了“商议”事情的朋友，成了“虎爷”，成了天赐的“最爱”与生命的依靠;一心想“得个官样儿子”的牛老太太，看不起懦弱的丈夫，瞧不起没见过世面的纪妈，四虎子也“让她失望”，也因此牛老者消极应付她、纪妈远离她、天赐公开反对她。

　　追求平等，理由很简单：“没有打旗子的，恐怕就很不易唱出文武带打的大戏吧?”“凭本事挣饭吃，且不提光荣与否，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不敢轻看戏台上的龙套，也就不便自愧无能”[37]。 　　如若不平等，反抗是必然的选择。青蛙骑手高唱“世人不应分贫富，百姓不受官欺压”[38]，积极反抗头人的压迫，争取自己的幸福。

　　(二)卫护自由

　　老舍坚决反对约束孩子的行为。在一封公开发表的家书中，老舍特地提醒妻子：“至于小雨，更宜多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39]，不许妻子压抑孩子个性发展。

　　《牛天赐传》中，老舍则借助天赐之口控诉儿童遭受的约束：“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他自己要往起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的往下按”，“多了，不准作的事儿多了”，“手指无处放，心中自然觉着委屈”[40];借助牛太太反讽“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的人们：牛太太“拿自己的理想，一定会养起个体面儿子”，唯恐天赐成了罗圈腿，出于“善意”，给天赐绑了手脚，为努力提高娃娃的身份，“主张不要多抱娃娃”。结果，换来的是天赐的“拐子腿”“脑勺扁平”，“天赐的磕膝拧着，而脚尖彼此拌蒜，永远不能在三分钟内跑完百米”[41]。

　　老舍认为应该顺应儿童成长规律，不可强求发展。老舍最怕看见“小大人”、“小老头”和“少年老成”，“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42]。小说《新爱弥儿》[43]中采用反讽的口气指出不尊重儿童天性、揠苗助长的结果就是毁了孩子的未来甚至是生命。

　　因此，老舍珍视儿童的天真。在他看来，“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44]可见，孩子的天真，在他眼里是何等重要，何等神圣!

　　老舍认为好玩好动是孩子的天性，这是天下最可宝贵的，不可扼杀。在《青蛙骑手》中老舍借母亲之口直接说出：“哪个娃娃不爱玩耍”，“哪个英雄长在屋里头”[45]。因此在他的笔下，小坡爱玩、仙坡爱玩、小朋友基本都爱玩;小坡可以逃学，青蛙骑手可以不顾父母阻拦出去玩耍，“上山打柴是一个好游戏”[46]。玩的权利一旦被剥夺，儿童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天赐“直觉地知道玩耍是他的权力，为什么剥夺了去呢?为什么?”[47]，“天赐苦闷，没有小孩和他玩……他坐在台阶上，两眼看着天，或看着地，只想到：‘没人跟你玩呀，福官!’”[48]

　　故而，“玩”与“游戏”多次出现在老舍的作品中。《小坡的生日》中儿童游戏整整占据“花园里”与“还在花园里”两章篇幅;小说后半部的梦境基本是在玩中度过;《牛天赐传》中天赐对玩得渴望和诉求前后出现了十多次：抓周时，天赐只爱“哗啷棒”，而全不管脸上要滴下水的太太;喜欢家佣四虎子、喜欢去老黑家、抗拒牛太太，全因为有人陪他玩、有人阻止他玩。“玩”是天赐取舍人物关系的唯一标准。

　　老舍努力让笔下的孩子活在自由中，活在快乐里。譬如，《小坡的生日》中的小坡，“只怕妹妹哭，怕父亲生气;此外，他什么也不怕，没有他不敢作的事儿”。他做什么事都是开开心心的，“开学就开学啵，也跟作别的游戏一样，他高高兴兴的预备起来”，由父亲的铺中拿来七八支虫蚀掉毛，二三年没卖出去的毛笔，不是因为父亲那里没有好笔，而是小坡专爱用落毛的，因为一边写字，一边摘毛，比较的更热闹一些。

　　(四)推崇积极态度

　　老舍先生非常重视做事的态度。他曾说：“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49]通过这段话，老舍试图向人们传达三点信息：第一，做事没有高低之别，只有好坏之分;第二，做任何事都要用心;第三，任何事情只要用心，都会出成绩，都会出真学问。

　　老舍反对青年人好高骛远，主张由小事做起，脚踏实地。抗战期间，老舍的任劳任怨人所皆知，但是他办事认真，绝不和稀泥。诗人臧克家回忆：某次“抗协”参加慰问伤兵，募集了一批书籍，临出发，出了大错，老舍大生气，当着大家怒斥做秘书工作的那位青年：“这是严肃的工作，不准你吊儿郎当，你是干什么的?误了大事!”[50]

　　老舍反对“难得糊涂”，主张对什么事都应细细地研究。譬如某次，老舍与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冯纪法夫妇闲聊郑板桥的轶闻趣事。听至有人夸赞“难得糊涂”道出了做官的诀窍、坦率自然，可为做人的警句时，老舍相当不以为然。他说，大家伙都迷迷糊糊过日子，装着一副糊涂样，没有好处;甭等日本人杀来，咱们自己就迷糊亡了。为此，过了两天，他特意写了几行字送给冯纪法先生：“难得糊涂最为不通，要精明而诚直，斯可贵矣!”[51]

　　(五)崇尚大自然

　　老舍一生亲近大自然。老舍呆过很多地方，几乎每个地方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和身影：“《二马》中的泰晤士河的红霞落日，是经过一番实际体验功夫的”[52]。而且，不论是出生地北京，第二故乡济南，还是匆匆走过的新加坡，甚至是他不太喜欢的英国，都有让他怀念的风景：甜美的净业湖，诗意的济南，五月的青岛格外自然、清新、恬静、怡人，新加坡海景图“真好看”，伦敦泰晤士河的风景值得流连忘返。

　　他崇尚自然，用一生书写自然。老舍一生创作长篇小说17部、中短篇小说73篇53，几乎每部(篇)小说都有出色的景色描写;诸多的散文中，写景散文、有关动物的散文是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还专门撰写关于写景的论文《小说里的景物》[54]、《景物的描写》[55];最后投身太平湖，投入大自然的怀抱，用生命书写了大自然的华美乐章。在这些作品中，他毫不掩饰对自然、对动物的喜爱：“我很爱小动物们”[56]。他笔下的自然是迷人的、多彩的：国内外、南北方、春夏秋冬、山水自然、人文景观、花鸟草鱼，从幼童到老年、从贫民到贵族、从得意到失意……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对象、不同心境，但同样精彩。朱自清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认为它们是“不多不少的一首诗”[57]。

　　他希望孩子们尽量贴近大自然。据舒乙回忆，老舍努力创造机会让儿童回归自然：他曾领着小学生们在中央公园向花鞠躬;他说：“花儿、植物都受到尊重，要以一种虔诚的态度对待它们”;他不让小孩子用笼子养鸟，说应该让它们自由地飞;他爱把矿物标送给孩子们，以为这既有趣又有益，是极有价值的礼品。[58]《牛天赐传》中，天赐“不大喜欢乡间的样子”，“纪家的人太脏，他不能受。”[59]但老舍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优点：“这些人，穷，可爱，而且豪横;不象城里的人见钱眼开”，努力让天赐喜欢这些人：“纪老头是可爱的，可敬的”[60]。在老舍看来，自然不仅愉悦身心，安顿灵魂，还能促人思考与成长。 　　(六)欣赏创造

　　老舍反对模仿，欣赏创造。在《献曝》一文中，他指出“青年要多多学习，但学习不是模仿”，因为“模仿别人，则失去自己”[61]。在老舍看来，“模仿一派的作风是使人吃亏的事”，因此他特别强调“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我永远不刻意的模仿任何派别的作风与技巧：我写我的。”[62]

　　有无创造，是老舍评价高低的标准。他坚持“评价一张美术作品的好坏的标准在哪里，不在技巧，而在它有没有表现一点新的意思。”[63]在中国作家中，老舍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期内，……最杰出的人物是鲁迅”[64]。这一高度评价也是建立在肯定鲁迅对现代文学创造性成就基础上的：“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65];“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地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66]

　　在教育孩童方面，老舍非常珍视他们的创造性。小女儿写字“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且淋漓之致”[67]。对此，老舍非但不以为虑，反而觉得“最为有趣”。看到舒济(老舍长女，时三岁半――笔者注)不成样的“新蝌蚪文”时心情愉悦，见到杂志被儿女们“改造”甚至有点得意：“所以我们时常感到应向各刊物的编辑道歉，可是又不便于道歉，因为我们到底是看了，而且给他们另找出一种意义来呀”[68]。可见老舍真的是非常推崇孩子们的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