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梁实秋论国共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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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 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 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 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 《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 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 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 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 《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政府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 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 猛烈抨击国民政府政权无视人权、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 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 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 ’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 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 ，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 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 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产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政府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产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政府当局，立即废除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政府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政府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的党义，国民政府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政府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