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散文创作论

　　导语：在梁实秋的散文中，有相当数量是描摹社会世相的，其中不乏针砭时弊之作。这表明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不满意之处颇多。以下是小编分享的梁实秋散文创作论，欢迎大家阅读!

　　梁实秋晚年曾云：“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品。”[4]这是他的夫子自道。事实上他和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他正是出于“兼济天下”的目的，感时忧国地投身于一系列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白璧德与梁实秋都曾经说过，西方新人文主义的二元人性论与中国儒家的思想是相通的，其“以理制欲”的观念，简直如出一辙，无怪乎林语堂要说，白璧德的学说“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白璧德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而孔丘的门徒也极佩服白璧德。”[5]儒家文学观中的“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也与西方古典主义相一致。文学论争中的实际上败阵可能对梁实秋人生观的影响并不算大;而政治上的一系列受挫，却使他愈来愈向老庄靠拢。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这位留美归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对独裁的国x党政府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35年11月他在《自由评论》创刊号公开著文指责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算旧账与开新张》);1936年1月，他又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针对政府在日军猖狂进攻面前的不抵抗主义愤言道：“……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制，我敢断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宪法上的一个问题》)自由主义者梁实秋向当局进言的目的，是为了促其改进施政，并无反对这个政权的意思，他是个“好政府主义”者，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法治民主政府是他那时的理想。卢沟桥事变后，他因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而仓促离开北平，一度四处漂泊，报国无门。到重庆后却耳闻目睹了许多官场丑闻，权贵显要为争权夺利和发国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名为战时国民参政会成员对国政却无从干预，反倒屡遭政客的愚弄，他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不满，没想到随参政会慰问团到前线时，却目睹有些国x党将领在前方也“紧吃” 挥霍，还飞扬跋扈如同军阀，而“乡下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尤令他心惊。[6]世事的纷乱，理想的幻灭，官场劣迹的骇人耳目，凡此种种，使粱实秋深觉人生无常、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无奈。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极度失望，在沧桑感与幻灭感的驱动下，他在处世态度上转向了独善其身，从此力避介入现实政治，并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于老庄的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自谋心境的平和乃至淡泊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