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实秋名人故事(2)

　　我们迁入德惠街一号时，只有随身带的几只皮箱，除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家无长物。在几乎赤手空拳的经济拮据状况下，父亲独自奋斗，努力赚钱，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父亲除曾短期（大约半年）任代理编译馆馆长外，一直专任在师大教书，在台大兼课，并在林挺生先生办的大同工职兼课。余下时间则写稿和编写初中英语教科书，贴补家用。在这么困难的三年中，在父亲的书房兼客厅的那间屋里，发生过三件事情，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值得一记。

　　某日，一位使者送来现款一大包（我不知道数目），请父亲收下。父亲无论如何不收，使者只得带回。过一日，又来，恳请收下。爸又严词拒绝。以后，就没再送来了。

　　另外一次是一位先生来访，在客厅中谈话声音愈来愈高，最后竟至拍桌对骂，我大骇。不久客人愤愤然而去。我急入室，见父亲面色铁青，骂道：“此人无耻！我不能拿这笔赃钱！”

　　父亲在金钱上可算做到了一丝不苟，给我们做子女的立下了好榜样。在这以前，父亲的口头禅是“不义之财，分文不取”。经过这两次的身教，这八字箴言对我产生了更深刻的印象。在母亲去世后，一次，我与父亲闲谈，说及“廉”字。父亲说：“一个男人能不能抵抗得住金钱的诱惑，很大一部分要看他妻子的德行。你母亲比我强，她支持我，鼓励我，使我向上。我感激她。”

　　第三件事是相当神秘的。突然，有一天，三五位便衣敲门要求入室搜查，诡称亲眼看到盗贼遁入我宅。父亲坦然地笑着说：“我们没有窝藏盗贼，如若不信，请进来搜查便是。”这几个大汉不客气，真的登堂入室，假作搜查状，最后竟去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可见不是抓贼，而是借故调查父亲的思想。耽搁良久，赧然而退。　　我那时尚无“隐私权”、“人权”等观念，只觉得很委屈，被人侵犯了。父亲事后颇为震怒，要求当局彻底调查此事。但是父亲以一介书生对付一群权势官僚，当然是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