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马鞍山(2)

　　对于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章，我们在选编过程中未免有些踌躇。经过反复斟酌，我们确定了入选的原则，即以选收论文为主，酌录部分赏析文章;在论文中，又偏重于概述李白与马鞍山关系、重要交游、作品系年、卒年死因、墓葬迁徙、问题辨析等方面，以求与《李白与马鞍山》丛书的宗旨相符合。本着这一原则，举凡不同观点的论文，只要持之有故，均按类编排一处，以体现学术争鸣的精神。因此，本册仅收录文章49篇。在各地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或许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是以学术平等为前提的。

　　?二?本册在有关概述李白与马鞍山关系的文章中，首列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作中的《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节。文章深入地论述了李白早年沉湎于道教，晚年在当涂终于觉醒的过程，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今人的研究仍未脱却郭说的藩篱。安旗教授在新著《我读李太白》中指出：“郭著《李白与杜甫》虽有缺点，为人诟病，但并非一无是处。在李白初入长安问题上却是慧眼见真，及时给予了肯定。”同样，我们也认为，郭著称《下途归石门旧居》，“其实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关键性的作品。”“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等论，也是颇中肯綮的。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将此诗中诀别的对象，按《旧唐书》记载而误作了荐举李白入朝的道士吴筠，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了20年，直到八○年初，郁贤皓、李宝均先后论证荐举者为道士元丹丘而非吴筠，被学术界接受。因此，李白在当涂横山石门的诀别对象，也就自然成了元丹丘。?本册节选的郭沫若另两篇文章，《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文中断定李白投李光弼河南行营为上元二年(761)八月，从而推断出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为是年冬季，应该是可靠的。同时又指出，李阳冰为李白诗作《草堂集序》在宝应元年“十一月初十，李白当时或许尚在病中，但离去世也不会太远了。”话虽有些含糊，但却为后来的李白卒年研究提供了启示。《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通过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诠释，判断杜诗作于宝应元年(762)秋天，此时李白在当涂养病，并且推断此诗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风》第一首抄寄了杜甫”以后所作。既然《古风其一》是李白“近作”，则有可能作于当涂。这对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同样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另外，文章还对李白《古风其五十九》中的“失欢客”作出推断，以为“是在暗指杜甫”，“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后做的，也很明显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这些论述被人指责为玷污了李杜友谊，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一方处境的艰难，作为朋友的另一方出于关心而勤问规劝，往往造成听者的误会和失望，应该说是并不鲜见的。郭沫若此文还对李白所作《笑歌行》和《悲歌行》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辨正，指出“自宋代苏东坡以来，专家们都认为‘断非太白作’。其实这个断案，下得真是武断。这两首诗，还有其他的诗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类，彻底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老教条，正突出了李白的积极性的一面，断为伪作是老教条的幽灵在作怪。”这一论述的主要精神，仍被今日的李白研究专家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