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夜雨寄北的译文
《夜雨寄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或友人）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是诗人给对方的复信。那么这首诗的译文是什么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李商隐夜雨寄北的译文，欢迎大家参考。
夜雨寄北
唐·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字词注释
寄北：写诗寄给北方的人。诗人当时在巴蜀（现在四川省），他的亲友在长安，所以说“寄北”。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亲友的深刻怀念。
君：对对方的尊称，等于现代汉语中的“您”。
归期：指回家的日期。
巴山：指大巴山，在陕西南部和四川东北交界处。这里泛指巴蜀一带。
秋池：秋天的池塘。
何当：什么时候。
共：副词，用在谓语前，表示动作行为是由两个或几个施事者共同发生的。可译为“一起”。
剪西窗烛：剪烛，剪去燃焦的烛芯，使灯光明亮。这里形容深夜秉烛长谈。“西窗话雨”“西窗剪烛”用作成语，所指也不限于夫妇，有时也用以写朋友间的思念之情。
却话：回头说，追述。
译文:
你问我回家的日子,我尚未定归期；
今晚巴山下着大雨,雨水涨满秋池.
何时你我重新聚首,共剪西窗烛花；
再告诉你今夜秋雨,我痛苦的情思.
创作背景
这首诗选自《玉溪生诗》卷三，是李商隐留滞巴蜀（今四川省）时寄怀长安亲友之作。因为长安在巴蜀之北，故题作《夜雨寄北》。
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他们认为，李商隐于大中五年（851）七月赴东川节度使柳仲郢梓州幕府，而王氏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之交病故，李商隐过了几个月才得知妻子的死讯。
现传李诗各本题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它作于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后，因而不是“寄内”诗，而是写赠长安友人的。
就诗的内容看，按“寄内”解，便情思委曲，悱恻缠绵；作“寄北”看，便嫌细腻恬淡，未免纤弱。
作品鉴赏
第一句一问一答，先停顿，后转折，跌宕有致，极富表现力。其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已跃然纸上。接下去，写了此时的眼前景：“巴山夜雨涨秋池”，那已经跃然纸上的羁旅之愁与不得归之苦，便与夜雨交织，绵绵密密，淅淅沥沥，涨满秋池，弥漫于巴山的夜空。然而此愁此苦，只是借眼前景而自然显现；作者并没有说什么愁，诉什么苦，却从这眼前景生发开去，驰骋想象，另辟新境，表达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愿望。其构思之奇，真有点出人意外。然而设身处地，又觉得情真意切，字字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何当”（何时能够）这个表示愿望的词儿，是从“君问归期未有期”的现实中迸发出来的：“共剪……”、“却话……”，乃是由当前苦况所激发的对于未来欢乐的憧憬。盼望归后“共剪西窗烛”，则此时思归之切，不言可知。盼望他日与妻子团聚，“却话巴山夜雨时”，则此时“独听巴山夜雨”而无人共语，也不言可知。独剪残烛，夜深不寐，在淅淅沥沥的巴山秋雨声中阅读妻子询问归期的信，而归期无准，其心境之郁闷、孤寂，是不难想见的。作者却跨越这一切去写未来，盼望在重聚的欢乐中追话今夜的一切。于是，未来的乐，自然反衬出今夜的苦；而今夜的苦又成了未来剪烛夜话的材料，增添了重聚时的乐。四句诗，明白如话，却何等曲折，何等深婉，何等含蓄隽永，余味无穷！
在前人的诗作中，写身在此地而想彼地之思此地者，不乏其例；写时当今日而想他日之忆今日者，为数更多。但把二者统一起来，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构成如此完美的意境，却不能不归功于李商隐既善于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又勇于进行新的'探索，发挥独创精神。
上述艺术构思的独创性又体现于章法结构的独创性。“期”字两见，而一为妻问，一为己答；妻问促其早归，己答叹其归期无准。“巴山夜雨”重出，而一为客中实景，紧承己答；一为归后谈助，遥应妻问。而以“何当”介乎其间，承前启后，化实为虚，开拓出一片想象境界，使时间与空间的回环对照融合无间。近体诗，一般是要避免字面重复的，这首诗却有意打破常规，“期”字的两见，特别是“巴山夜雨”的重出，正好构成了音调与章法的回环往复之妙，恰切地表现了时间与空间回环往复的意境之美，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作者：
李商隐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自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自称与皇室同宗,但高、曾祖以下几代都只做到县令县尉、州郡僚佐一类下级官员.所谓“宗绪衰微,簪缨殆歇”、“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这类自述真实地反映了他比较寒微的处境。
李商隐一生经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宗开成二年以前,是他的青少年时期。16岁著有《才论》、《圣论》,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文宗大和三年,受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召聘入幕。大和六年,令狐楚调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李商隐随至太原.以后曾有短时期在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逗留。开成二年登进士第.这个阶段存留的诗作不多,但已形成重要的开端.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寿安公主出降》、《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指事陈情,激切感人,显示了青年诗人关怀国家命运的抱负和器识.另一些作品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写作者的凌云壮志和渴求用世的心愿,如《初食笋呈座中》和《无题》“八岁偷照镜”,笔意宛转,风格清新。此外,也有少量应酬诗和艳体诗.第二阶段,从开成三年到武宗会昌六年,是李商隐踏上仕途和开始卷入党争旋涡的中年时期.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题材比前期宽广,包括感时、 抒怀、 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俗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 《曲池》、 《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第三阶段,宣宗大中元年 (847)以后,是李商隐三入幕府、天涯漂泊的后期.宣宗即位后,一反武宗朝的政治措施,会昌年间得势的李德裕党纷遭贬逐,诗人受到进一步压抑.他在京没有出路,只好到远方幕府去安身。大中十二年,罢职回郑州闲居.大约就在这一年年底病逝.漂泊无定的生涯,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所写的诗更加发人深思,令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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