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骈文从写作的目的和需要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代人立言的公私文书;另一类是因自己的需要而作。李商隐奉命代人立言所作的文章占骈文的很大一部分。这些文章都是一些表、状、启、牒等公文。对于轻视骈文的人来说，这种充满官场套话的近乎僵化的.文章更是没有一点实用意义和价值。但李商隐的这一部分文章既具有实际的用途，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这些公文每一篇都是应一个实际的需要而作：如令狐楚、王茂元等人临死时要李商隐代写的遗表就是向朝廷提出最后的谏议，表达最后的忠心;又如代华、陕二州所作的贺表是为了恭贺会昌改元，大赦天下的喜事而作;再如檄表《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劝诫叛军，宣扬军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骈文本身就具有字词句方面的约束，又是代人而作，所以在写作时所受的约束就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很少。但李商隐却能将自己的感情与所代之人的情绪合二为一，以“感同身受”的角度着笔，化呆板为典雅而得体。在这种“别人的文章”中他还能巧妙的用别人的话抒自己的怀。如在前面所提的遗表中，借恭贺之际提出希望朝廷抚恤苍生、举贤任能的建议。一方面是借别人的口发自己对政事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才能能得到赏识，有一展才华的机会。这是李商隐有才而不得伸却又不甘埋没时唯一可以做的。对于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他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代彭阳公遗表》中希望朝廷可以“昔加鸿造，稍霁皇恩”使甘露之变以来被贬戮的人“殁者昭洗云雪，存者濡以雨露”。就是这些极有见地的语言使这些公文有了更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这一类文章在樊南文中最讲究技巧：极工于隶事用典，极讲究对偶音律、辞藻华丽，可以说是标准的骈文样式。这类文书主要是官场文书，表达他的政治观点;另一类为别人所作的私人文书如《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则表达了他对已失势的李德裕的尊敬，毫不畏惧因此而惹怒权贵，体现了他正直高洁的品性。他的这种清高正直，不向权贵献媚邀宠的品格也体现在他向当权者陈情希望得到眷顾的书信中，这种气格使文章的格调提高，冲淡董乃斌所认为的“格卑气弱”之感。
李商隐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写的骈文包括书信和祭文。这些书信有如前所提到的陈情文如《上令狐相公状》，有表达他文学观点的如《献侍郎巨鹿公启》，有表达夫妻情深，婉谢赠美之情的《上河东公启》。这些文章由于是书信式的格式，所以不如他奉命所作的公文那么讲究用典，显得自然朴实。但仍是以骈文为主，间或加以散文句式，使文章显得更灵活。骈散间杂的句式融叙事、说理、抒情于一体，“叙述则疏宕有致，说理则精辟无累，抒情则凄婉动人。”骈文在李商隐的手中显得如此的精巧华美，其重要的原因是李商隐高妙的诗歌技巧对文章创作的深刻影响。骈文和诗歌在形式和要求上有一定的共同点：讲究节奏韵律，注重对仗、用典。李商隐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尤其精于律诗、绝句。所以钱钟书先生独到的提出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的观点。骈文有诗歌的语言、情韵，如“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汗阴抱瓮，宁取机心?”就是两句对仗工整的诗歌句子，语言如诗歌语言一样的凝练，节奏明朗。类似的例子在李商隐的骈文中是极为常见且精巧的。他的这种以诗歌的手法写骈文的创作方法使他的骈文具有独特的风格。
祭文虽然在骈文中的数量极少，但它却是骈文中的精华，是李商隐骈文中最为所人称道的。孙梅在《四六丛话》中高度评价道：“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 ，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可见，李商隐的祭文是以文辞清丽，感情哀凉而浓烈得胜。他的祭文也用典较少，骈散间有，使得抒情叙事更加淋漓尽致。
令狐楚和王茂元都对李商隐有重大的恩情，因此两人的死令李商隐备感哀伤。《奠令狐相公文》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便以二人对他的知遇之恩为载体，抒发了他的哀悼之情，深沉而又浓烈。他的祭亲人的文章是感情最丰富的。《祭小侄女寄寄文》一文在他的骈文中可算一个特例：通篇不用一典，全用白描的手法来抒发“倍切他人”的“犹子之谊”。以近乎父亲的口吻回忆小侄女“四年方复本族”却于数月后即死去，当看到仍活着嬉戏玩耍的其他侄子时，怀念的思绪更浓。浓厚的感情使作者将死去的小寄寄仍当做活着看待，因此不由得担心她“朝饥谁抱，暮渴谁怜”，给予她“华彩衣裳，甘香美食”。这种生却不能相见的伤痛更胜过死别之痛，读来令人肝肠寸断。《祭裴氏姊文》则突出体现了他的“樊南穷冻”的遭遇，在对姐姐的祭文中加入了他身世坎坷的经历，使人更能体会到乱世之中相依相偎的亲人失去时那种犹如“断手解体”的痛。
李商隐的三类骈文各有各的特色：奉命代人立言之作以隶事用典为最大特色;私人书信以灵活清丽为特点;祭文则以情为胜，用情动人。他的文章之所以被后人称道，具有一定的价值，除了高超的文学技巧外，还因为这些文章中时时处处都有李商隐的思想、情感、灵魂。如在奉命之作中见缝插针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私人信件中所表现的“樊南穷冻”。
李商隐的骈文虽一度被冷落，但在骈文史上却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孙梅评为“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影响极为深远，近到宋初流行三四十年的“西昆体”，远至清代的骈文创作，被清代文人认为是骈文的经典。唐代是骈文渐趋没落的时代，而李商隐使骈文重新发出生机。他“融合了徐、庾和陆贽两派所长，既多用事典以避免直言，又要兼具叙事与抒情两种技巧”，被认为是骈文的第二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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