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陨上送韦司士归上都旧业》: 前朝旧业想遗尘,今日他乡独尔身。郧地国除为过客,杜陵家在有何人。苍苔白露生三径,古木寒蝉满四邻。西去茫茫问归路,关河渐近泪盈巾。
这首诗作于刘长卿刺随州之时。送韦司士归上都勾起了诗人浓浓的羁旅愁恨和思乡之情。刘长卿是洛阳人,自天宝末年逃难到江东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一直没能再回去。他和那些南渡的中原游子一样,时刻都在怀念在战火笼罩之下的故土、亲人,哪怕自己的故里已是一片荒芜:“旧国无家访,临歧亦羡归。”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已过花甲之年,离开家乡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当他遇到得以北归的朋友时,他还是感慨万千。他在诗中怜惜韦司士在战乱后只身归乡,替他想象故乡的荒芜冷寂,设想韦司士“关河渐近泪盈巾”。很难说这不是诗人思乡情结的写照。正是相似的遭遇使他能如此真切地体会朋友的心情,从而写出真挚感人的诗歌。
刘长卿和钱起等诗人在送别诗创作上的这些差异,正体现了江南地方官诗人和台阁诗人在创作特点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两个诗人群体不同的人生态度、生活环境等现实因素造成的。
第一,生活环境影响两派诗人的诗歌内容。台阁诗人生活内容单调,范围狭窄,相同的题材难以写出新的内容。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交游范围相比更加广泛。以刘长卿为例,身为转运使留后期间频繁出使鄂岳各个州县,需与当地的大小官吏进行接洽;任地方长官之时,常常要迎送往来官吏。他所接触的人物形形色色。即使在诗歌结构呈现程式化的情况下,丰富的生活依然能够保证诗人有足够新鲜的内容来填充。
第二,送别对象的身份影响送别诗的创作。台阁诗人出入王公贵族府第,陪侍燕饮,所交多为达官贵人。这就使得他们在下笔之时不免自矜身份,以华丽的辞藻掩饰情感的贫乏,形成了雍容典雅的风格。地方官诗人由于交往对象形形色色,其送别诗的内容、形式,情感表现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和台阁诗人相比,更显率性和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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