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七律送别诗创作特点(5)

　　第三，不同的生活态度是造成两派诗人送别诗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台阁诗人由于依附于权贵，在酬唱送别之际，专事逢迎，为文造情，难以写出有生命力的感人作品。江南地方官诗人首先是地方官吏，然后才是诗人。储仲君先生发现包括刘长卿在内的一批大历诗人，在刘晏所主持的战后王朝经济秩序的重建工程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程，刘晏需要有十分得力的助手。在选用人才方面，刘晏是绝不含糊的。“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当时权势，或以亲戚为托，晏亦应之，俸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然未尝得亲职事。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而这“一时之选”中，我们发现，有不少是后来著称于世的大历诗人。张继自然是一个。……刘长卿是一个。当时天下财赋仰给江淮，刘长卿则作为转运使判官驻守淮南，其作用自不可等闲视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称长卿“有干吏”，显然是他在江淮任职期间功效卓著，有充分的表现，也正因此他才得以升任鄂岳转运留后。{6}

　　储仲君先生在文章中所列举的这些诗人不少都是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人物，例如张继、刘长卿、戴叔伦、包佶、窦叔向等。他们关注现实，直面王朝的衰蔽，切实投身到国运攸关的财经活动中去。正是因为他们扎根、立足于现实，和“大历十才子”等台阁诗人相比，他们就更为独立，更有魄力和骨气。因此在诗歌当中，他们就能肆意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绪，把难舍难分的送别场合，当成交流情感的机会，诗歌自然真情流露。

　　刘长卿在七律送别诗中所体现的强烈个人情绪，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寂寞和对友情的珍视。刘长卿早年频繁来往于京洛之间。入仕之后，两遭迁谪。任转运使判官、转运留后等职时，频繁出使辖区各州县。可以说诗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行役之中，饱受羁旅之苦，所以诗人特别渴望亲情和友情的慰藉。但是大历、贞元之际正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战乱和藩镇割据造成交通不便，诗人及其周围的人际环境多处在频繁转移之中，相聚实属不易。早在他入仕之初就发出过“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见多”(刘长卿《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丘怅然有作》)的感慨。因此，对于短暂的相聚，诗人向来十分珍视，对于重逢，往往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这就使得送别之时不论是送者还是别者，皆相顾凄然。大历诗人面对离别的这种情绪是时代的产物。遥想大唐全盛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是少年的壮举。“时物堪独往，春帆宜别家。辞君向沧海，烂漫从天涯”(常建《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二首》之二)则是一派轻松潇洒的风度。在送行时，哪怕在歧路稍有感伤：“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也会旋即自行为之振起：“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盛唐人少年般英气勃勃的风貌和大历人小儿女般泪洒作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场安史之乱，摧毁的不仅是唐帝国如日中天的国势，更摧毁了一代人的朝气和信念。同样的别离，两代人的体验完全不同。刘长卿等江南地方官虽勤勉王事，恪尽职守，但是令人失望的现实却难以激起他们勃然的热情，豪迈的气概。萍飘蓬转的羁旅行役让他们倍感艰辛，贬谪、流放等坎坷的经历对他们的信念更是毁灭性的打击。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放弃仕途，因为，仕宦是封建文人实现自我的前提。他们别无退路，只得继续被鞭赶着在夹缝中前行。人越是在孤苦之际，越是需要亲情和友情的慰藉。但是对亲情友情的渴望和这种渴望难以充分满足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他们对相聚和离别怀有强烈的悲痛感受。离别之际，对国势的失望、对自身遭遇的悲伤、对故乡的思念、对生活的失望……这些沉积在心底的情感顿时达到饱和状态，一经触发，便借着离情别绪这个口子不可遏止地宣泄出来，不论是别者还是送者皆明白此中真意。他们心中对友情、亲情、理解和同情的渴求，都在送别诗当中得到了满足，故无伤礼俗。　　综上所述，刘长卿的七律送别诗大多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绪，联系个人的身世经历体会离情别绪，作品真挚感人，反映了一位长期羁旅漂泊的江南地方官诗人对友情亲情的珍视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