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政论文章多有这种过分自信带来的偏差。不过，也恰恰是这种偏差，使他能够提出一些别人不能企及的见解(例如认为汉献帝禅让与舜禹禅让性质一样)。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新见解可以起到推动变革的作用。例如，他对汉代以来强调天人感应而形成的死板月令就不以为然，在《时令论》中主张“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因事而异，不必拘泥。在经与权的关系上，他在《断刑论》中进一步发挥道：“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全在是否恰当。“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权变只要符合道义就足矣，无需考虑过多。这对于管理中的灵活变通，确实有所裨益。然而，也有可能走到另一方向。永贞革新的失败，一大原因就是这批年轻新贵不按常规打破章法造成的。所以，柳宗元的这种论述，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打破常规与规范程序之间取得平衡?
在《六逆论》中，柳宗元对《左传》所载的卫国大夫石说的“六逆”进行了分析。六逆是指“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种行为，向来被人们看作致乱根源。柳宗元则认为，“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确为乱源，而“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却是求治之本。他论证说，“贱妨贵”是指择嗣违反嫡庶准则，“远间亲、新间旧”是指选官用人打破亲疏远近关系，然而按照嫡庶择嗣，按照亲近故旧选官，就有可能贵、亲、旧而愚蠢，贱、远、新而圣贤。择君置臣是治国要务，只能求圣贤，不能看嫡庶亲疏远近新旧。柳宗元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属于振聋发聩的言论。但这种言论影响到当时的太子选择，彻底得罪了宪宗，也导致了八司马翻不了身。所以，柳宗元的这一论述以及他的遭遇，又可以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在“正确的”与“现实的”道理面前，管理者应当如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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