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对程朱理学形成之影响

　　柳宗元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入中衰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柳宗元也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挣扎，多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最后客死遭贬之地。柳宗元作为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一生尽管仕途失意，却没有丢弃儒家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本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致力于“统合儒释”，为儒学的复兴付出了极大努力，并对程朱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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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代，佛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有唐一代的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一方面习读儒经，去应付科举考试，另一方面也笃信佛教，以为心灵的慰藉。但是，由于佛教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归因于佛，就难免和儒家的敬天尊王思想发生矛盾，从而影响或阻碍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强有力统治。所以唐建国之初，统治者就感到了统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历史上帝王提倡佛教所带来的惨痛教训进行了总结，如唐太宗就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僚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此事亦足为鉴戒。”[1] 当时的一些大臣也认识到了佛教的负面作用，要求废佛，如太史令傅奕就上书要求废除佛教。在他看来，“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瑜，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2]，从多角度揭示了佛学传播给有唐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傅奕还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3] 正是认识到了佛教的危害，所以唐初曾对佛教进行了打击，如唐高祖李渊就认为僧尼“苟避征徭，不守戒律”[3]，曾下诏书裁汰僧尼道士;太宗即位后，支持太史令傅奕反佛，对反对傅奕的佛教徒法琳等人进行流放惩罚，使佛教遭受了初次打击。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阻碍佛教的继续发展。

　　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其理论与佛教相比显得非常薄弱，缺乏佛教绚丽多彩的教义和理论，又没有儒学那样和政治关系之密切，所以一直发展不强。但到了唐代，由于李氏当天下，所以高祖、太宗相继认老子为李姓祖先，不断人为抬高老子地位。高宗李治在去泰山封禅途中，还专门到亳州拜谒老君庙，并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到唐玄宗时，还把《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进行注释，认为《老子》“其要在乎理身、理国。理国则绝矜尚华薄，以无为不言为教……理身则少私寡欲，以虚心实腹为务……而皆守之以柔若雌静”[4]，又命两京和各州修玄元皇帝庙，此后又改“庙”为“宫”，进一步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就连唐代的科举考试，也一度把道家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如高宗时就加试了《老子》，考试、选举的办法和明经科相同，承认了道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但两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以及隋朝的短命，使得唐统治者认识到儒学对于立国的重要性。尽管佛、道在唐初有很大发展，但儒学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唐太宗就明确表示：“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5] 儒家敬天法祖，尊王攘夷，对于封建统治是具有很大的用处的，所以儒学是绝对不能放弃的。建国之初，唐统治者就宣布信奉儒学，用《五经正义》取士，并在各地兴建孔子庙。贞观年间，又令州学、县学立孔子庙，春秋两次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努力复兴儒学，还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对孔子的后裔也加官晋爵，所以儒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佛道相比，并没有占据太明显的优势。

　　综观唐代前期，由于民族空前大融合，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也势在必然。唐代统治者以开明的态度、开放的姿态，容许各家各派的发展，对于儒、释、道三教采取调和的态度，力争使三者和谐相处，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唐前期，三教发展基本做到了共存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