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