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真的“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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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关鲁迅与日本关系的讨论时常见诸网络，甚至有网友撰文称，“鲁迅从来不骂日本侵略者”，同日本“特务”内山完造往来密切，“每次国家有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往租界日本人家里躲”，“鲁迅是中国第一大汉奸”。这种指责当然也不奇怪，早在鲁迅生前，就有人这样骂过他，说他是帮日本“破坏中国现政府”的“汉奸”了①。

　　九一八事变：鲁迅对日军行为持批判立场;主要的抨击对象是国民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发表多篇文章，谈及自己对事变的看法。9月21日，鲁迅发表《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认为事变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②。且不论其说辞的正确与否，至少可知鲁迅对日军侵占东三省一事，是持批判态度的。同理，在《“友邦惊诧”论》(1931年12月)里，鲁迅感叹，“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且不论这种“不惊诧”的指责正确与否，至少可知鲁迅对日军强占辽吉的行为，是持控诉立场的。

　　当然，鲁迅的主要抨击对象，乃是国民政府。如诗歌《好东西歌》(1931年12月)中，鲁迅调侃“文的笑道岳飞假，武的却云秦桧奸。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铜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最后“声明误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又如1933年1月，在《观斗》一文中，鲁迅又嘲笑道：“我们的斗士，只有对于外敌却是两样的：近的，是‘不抵抗’，远的，是‘负弩前驱’云。……‘不抵抗’在字面上已经说得明明白白。‘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同年，在《漫与》一文中，鲁迅又说，上海“九一八”纪念日时，“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逡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1936年，鲁迅去世前夕，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讽刺道：“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以上种种，其批评内容虽未必完全正确，但鲁迅对日军侵略的痛心，却实贯穿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