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3)

　　三、心怀警戒

　　这同时意味着，鲁迅对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角色，是心怀警戒的，或者说是他所不习惯，不自在，甚至是要竭力回避的。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开头，都要反复地申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的时间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未有天才之前》);“我不会演讲，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的演讲“没有什么可听”而且“无聊”(《无声的中国》);“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革命时代的文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读书杂谈》)等等。不能把这些话看作是演讲者照例的谦辞，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显示了鲁迅在演讲时内在的紧张感。

　　四、正视言说困境

　　如果前文说的只是外在环境的紧张，那么，这内心的紧张或许是更为深刻的：它揭示了鲁迅的内在矛盾。鲁迅当然知道也并不否认演讲的作用，特别是青年在听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望，他是感受得到的，并且也会从中受到某种激励;但他更深知，或者说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开演讲中的言说困境。

　　对这样的言说困境的正视，其实是鲁迅演说中相当核心的东西，与他的演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他的正面表达，形成了一种张力。但由于都只点到即止，很容易被忽视，却是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注意的。

　　五、“演讲近于做八股”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演讲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11]这真是一语中的：“做八股”其实就是鲁迅在同一演讲中说的由于“想到种种利害”，自觉、不自觉地“在指挥刀下听令”言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按照社会公认的规则即所谓“公意”说话，这正是鲁迅所要拒绝的“整篇的鸿论”、“高明的见解”、“有益”或“有趣”的话，因为鲁迅说得很清楚：“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这却是演讲“八股”所禁忌的。这正是所面临的困境：自己想说的话不允许说，或者说了没有人听;别人——不只是当权者，而且包括“公意”，甚至是听众——要自己说的话，自己不想说，不愿说，说不了。于是，鲁迅就只好宣布，自己不是“演讲的天才”，不会表演，因此也就“不会”演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