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2)

　　二、演讲现场的紧张感

　　鲁迅的演讲现场除了这样的或热烈、火爆，或亲切、愉快的氛围，其实是更有一种紧张感的。郁达夫就听鲁迅这样谈到一次演讲的复杂背景：“大学里来请我演讲，伪君子正在庆幸机会到了，可以罗织成罪我的证据。但我却不忙不迫的讲了些魏晋人的风度之类，而对于时局和政治，一个字也不曾提起”。[8]这里所说的，大概就是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国民政府政府广州教育局主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次演说。正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国民政府发动了“七一五大屠杀”，因此，这次请鲁迅演说显然是暗含杀机，同时也是一个陷阱。鲁迅既不正面触及“时局和政治”，又多有种种暗示，坚持了自己的原则。这其间的言说困境与挣扎，是应该细心体察的。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鲁迅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作公开演说的。鲁迅对此是有清醒的意识，并且保持了高度警惕的。在前面所提到的王志之的回忆中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在鲁迅作露天演说时，有学生想照相，鲁迅却总是躲开不让照，后来他解释说：“他们先不给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人!”[9]这样的被监视的阴影是始终笼罩着鲁迅的演讲活动的，对他的心境，以至演说内容、言说方式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鲁迅在与郁达夫的谈话中特地提到“伪君子”，即教育、学术界的“正人君子”，文化、新闻界的流氓文人，这其实也是构成了一个阴影的。鲁迅曾谈到这样一位“文学家”，她在一篇所谓“素描”里，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鲁迅回应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鲁迅甚至干脆把自己的论文集定名为《南腔北调集》。[10]鲁迅是充分意识到自身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话语体系中“不入调，不入流”的异质性与边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