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鲁迅、周作人常读常新。”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周作人这个人，骨子里一介书生，要他救国，干不来，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周作人不是个优秀的国民，也不是个好儿子。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对生母尚且如此，对国家又能如何?后来落水实在不足为奇。
1939年1月，周作人当上了日本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斋中那个一脸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脱去了教授的长袍，穿上狐皮衣裘。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洋洋得意，让后来热爱他文字的人不敢面对。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有人辩护说周作人是由地下组织安排，在后方潜伏的。有人说他有苦衷，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为他辩护。
关于落水问题，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有人据此说，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争辩无益，这一点钟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归人，文归文，认为“周作人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也”。周作人，真是生不逢时。
据说清算汉奸时，有一个叫张二的人，卖过牛奶给汉奸。审讯人问，你的牛奶为什么要供给敌人用?张二说：“他们是订户，我就卖了。” “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你这是以物质资敌，知道吗?”
“我怎敢拒绝，又有谁保护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吗?”
“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
有时候我想，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周督办，该是何态?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反映了他人性的另一面。1962年胡适去世，他写了长文《回忆胡适之》，那个时候谈论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得了多少钱。特别说这些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在那个年代里，在大陆敢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来源：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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