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夜归鹿门歌》诗词看孟浩然的隐逸(2)

　　其时，孟浩然家在襄阳城南郊外，岘山附近，汉江西岸，名曰“南园”“涧南园”。题中鹿门山则在汉江东岸，沔水南畔与岘山隔江相望，距离不远，乘船前往，数时可达。汉末著名隐士庞德公，因拒绝征辟，携家隐居鹿门山，从此鹿门山就成了隐逸圣地。孟浩然早先一直隐居岘山南园的家里，四十岁赴长安谋仕不遇，游历吴、越数年后返乡，决心追步乡先贤庞德公的行迹，特为在鹿门山辟一住处隐居。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归隐生活可谓有着不解之缘。隐逸之举生成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这一特殊环境。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受中国儒家思想浸染浓厚的古代知识分子们讲究的是大中小三隐，所谓大隐隐于朝，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钩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悠然自得的生活;中隐隐于市，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小隐隐于野，看破人生，过着真正山野生活。

　　“士”者任官为“仕”，岂有原本就不求上进之“士”呢?归隐是古代知识分子失意之时的生存方式，以此获得精神解脱。归隐只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种理想追求。传说王维诗人交情甚深，曾私邀孟浩然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归隐是无奈之举，他并不是看破人生，四大皆空，只是渴望在尘世中保持心灵纯静的同时仍有所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