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就医记散文

　　2017年9月27日，是我乔迁新居的日子。那是我和妻子俩“工薪族”，省吃俭用大半生而“抠”出的安乐窝。虽只有90余平米的面积，但我们都觉得非常温馨和满足。那天，正在宜春市一院接受化疗的姐夫在姐姐陪同下，来到我宴客的酒店相贺。筵席上，我差点没认出这位生命中至亲的亲人了。

　　足有一米七八个儿的姐夫，曾有一头乌黑、稠密的头发，脸色红润。粗腿粗胳膊，大头大肚皮，腰膀又壮又圆，五大三粗。他以前每个正餐都要吃大量的肉，喝大量的酒，每天烧掉两盒劣质香烟。健谈，说话嗡声嗡气……然而仅两个月过去，安坐在宴席过道餐桌旁的姐夫，不沾酒肉了，烟瘾也戒了，头发也剃光了（听说因化疗掉落了不少，后干脆一剃了之），更是——说话也变得轻言细语了。

　　记得，我是7月18日中午接姐姐来的电话，得知姐夫可能患“那病”了。姐姐在电话那头抽咽说：“刚在宜春新建医院检查的，肺部有直径七、八厘米的阴影。”我听后心中猛地“格噔”了一阵：现年55岁的姐夫，身材魁梧，身强力壮，怎么可能被“那病”缠上了？而且，曾与姐姐一起生活约十年的前夫，便是死于“那病”的。之后姐姐寡居十年，再与同样丧偶的姐夫重组新家，又十年。生死以十年为轮回周期，仿佛冥冥中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左右我们人生的羁旅。

　　不过，我、姐姐、姐夫等人，全不相信这是真的。

　　姐夫入院做胸片检查的起因是咳嗽不止，而且延续两个月余。当日在姐姐的陪同下，来到新建医院先做了胸腔X光透射，然后又做了彩超和心电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那主治医生立马补充说，不能确定，建议做一个增强CT确诊。听了医生的建议后，尽管大家嘴上没阐述检查结论的真实性，可各人心里都有帐本，去默认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否则人家一家正规医院如无几成把握的话，是不可能乱下定论的。只是当时碍于病人的情面，大家不肯说破而已。且院方和医生也仅给个做“增强”的建议，给这建议的潜台词便是：我们认定就是那病，但人与人之间挑清不合情谊，可如果那机器“挑事”就不关我了。

　　宜春新建医院没有增强CT的仪器，全市区仅市一院一家独有。带着姐姐的质疑，我查询了关于“增强CT”的知识。它是在普通CT的基础上静脉注射一种增强剂（一般为碘剂），再进行扫描得到更清晰的图像。从而有利于发现极隐匿的病变，了解病变和周围组织的关系，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在得知姐夫需做“增强”的想法后，我立刻通过关系与市一院做检查的人员联系上。可关爱战胜了理智，内心焦灼的姐姐还是替姐夫做出了决定：去湖南湘雅医院就医。就这样，数百里外的湘雅医院就凭它远播的名气，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近在咫尺的市一院，成为姐夫疗病的首选医院。

　　其实，对于姐姐这种舍近求远的“饥饿”疗法，我已被动接受了。所谓“病急乱投医”，这完全可以理解。因此对于此事我从不申明个人观点，要知道此刻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干扰姐夫病情、甚至生命的走向。而这个改变命运的抉择权的钥匙，理应交到姐姐的手中。可以想象，姐姐内心绝对非常排斥这个病的，她甚至坚持这是新建医院的“误查”。确实，这病二十年前曾无情夺去了她前任丈夫年轻的生命，并甩给她一对几岁的儿女、一个破碎的家，和一段不堪回首、生不如死的记忆，产生心理排斥也在情理之中。不光她，还包括我们所有食用人间烟火的人。

　　28日早五点，我跟着姐夫、姐姐踏上了长沙湘雅之旅，乘坐姐夫儿子滴牙的车，姐姐的儿子李强同行。八点，我们一行五人在手机导航的引导下，抵达了名城长沙的湘雅医院。当日正值盛夏之际，晨风刚过便酷暑难耐，热气熏人。一轮白锃锃的烈日，在半空中耀武扬威，趾高气扬。

　　坐居医界“大佬”的湖南湘雅医院，正名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位于长沙闹市城区。1906年由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创建，初名雅礼医院，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在国内享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然而自踏入医院第一步始，我便觉得它有名不符实之嫌。整座医院，除摩肩接踵、拥堵的人流优越于其它医院外，建筑、装修、绿化、亮化等都简陋而简单，甚至有些地方破旧不堪。院墙内有限的地面上，最大限度地，镶嵌着水泥道路、绿化带和楼层不多的房屋。楼房内所有的大堂，缴费厅，取药处，门诊，通道，走廊，阶梯，以及楼房间的树荫下……到处都是挤压变形的人流，用人山人海、门庭若市形容一点不为过。医院像关着无数鸭子的禽笼，且只有潮汐般的“鸭群”涌入，却没有退出的。

　　入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号。不用说明，这些事肯定由我来做。

　　走进挂号大厅一看，无数条长龙排在大厅之中，每一条连接窗口向外延伸出去。队形让我联想到车站的受票厅内的长队；联想到春天垂直的柳梢；联想到修女额头前的刘海。细看之中，确实像极了山野桃园的刘海，更像梳理刘海的梳子。看到人多，我不得起用一个在湘雅实习生的关系，托他“起用”直通挂号渠道，结果无功而返。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独我那么孤单无助地站立。然而现实容不得我犹豫，立刻从无数的流海“丝发”中，评估了一条稍短的粘贴上去。

　　消耗40分钟、20元钱，我们取得一张副主任门诊号单。但就诊时间安排在下午二点半之后。

　　上午十一点钟，在街头吃过早点的我们，闲坐于外科楼后古樟树下，便来到内科门诊楼撞运气。不过，还真让我们撞上大运了：副主任门诊室空着——挂上午号的患者没续上，排序出现间断。待姐夫靠办公桌侧向坐定，我便按桌上的告示牌提示，将就医卡贴在电脑端头的感应板上：电脑前年轻的女护士，麻利地将姐夫的信息资料录入电脑。

　　为姐夫看病的副主任，是一位身材高大、穿白大褂的老妪，约70岁。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声若洪钟。大脸盘上架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银白的长发，稀疏地围绕在头部的周围，使头顶中间的“平原”，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秃岭。当她浑浊的目光游弋一阵后，聚焦在危坐于跟前的姐夫身上，便扯开那高亢的嗓门：“哪儿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