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主旨流变

　　作为《诗经》首章，《关雎》在今天不仅被我们用来比拟美好的爱情，在古代更是倍受青睐。

　　汉人的解读确定了《关雎》诠释的范围与方向，同时也给《关雎》主旨笼盖上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经学迷雾。在《孔子诗论》中,“《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话，把《关雎》主旨与儒家“礼”的思想紧密相连，《关雎》就被戴上了高耸的礼乐之帽。《毛诗大序》则开篇明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指明“风”的建始之义，也评价《关雎》紧扣《风》的主旨，还着重指出此篇主旨是赞美后妃的功德。《毛诗小序》解释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给诗歌蒙上了政治、礼教的面纱，明显地体现出汉代以政治教化附会诗义的特色。

　　由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徘徊在“后妃之德”的范围之内，就连深得《诗经》之义的朱熹也指出：“《关雎》，后妃之德也，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朱熹对《诗经》的解读已经突破了经学思想，但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在儒家礼教思想之内。

　　近现代学者阐释《关雎》之义，也无不受前人的影响，大多株守前说，虽然有了新见，但也是局限在阶级学说之内。高亨的《诗经今注》中对《关雎》的主旨用一句话概括道：“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婚了。”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在总结历代学人对《关雎》的分析之后，写道：“此诗或出自风谣，而未必为歌咏一般男女恋爱之诗也。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由此可见，从解读《诗经》开始，历代学者就把《关雎》之义列入对后妃之德的赞美、后妃祭祀的细节的再现、生活阶层较高之人的爱恋之情等等范围之内。他们的弊端是把诗列入至高的礼的范围之内，完全忽视了诗的情感性。

　　《关雎》脱身经学束缚，回归文学本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鲁迅曾经在《且介亭杂文》中评价道：“……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是有文采的。”胡适则在《谈谈诗经》一文中更直接地指出：“《诗经》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闻一多把《诗经》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开端，他说：“在他(《诗经》)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诗经》在这一时期学者的眼中，就是中国文学的开端，《关雎》由此也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

　　婚恋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关雎》体现了先民的重要观念，它深刻地蕴含着生殖崇拜文化心理。原本一首朴素之诗，原本一首可以在原野之上唱和的情诗，被烙上了时代的印痕，失去了原本的风情。但是它经过时间的洗涮，经历光阴的流变，已经褪去了层层包裹，尽显着灵动深情、温婉含蓄、矜持深雅的爱情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