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映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
《诗经》中的战争诗呈现出以上两个特点并不是偶然的，其创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我国古代关于战争的特殊思想观念——崇德尚义、“胜残去杀”。“胜残去杀”即消除暴刑、没有死刑。《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朱熹注：“胜残，化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谓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也。”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旂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屈，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
对《诗经》战争诗所写战争的性质，历来学者大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宣王时代，“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汉书·匈奴传》)，周朝兴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王安石论《采芑》末章云：“此章美其成功，言以宿将董大众，荆人自服，不待战而屈也。”但在《诗经》研究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论述战争性质问题的是朱熹。朱熹在《集传·小戎》中说：“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国人往而征之(指西戎)……盖以义兴师，而虽妇人亦知勇于赴敌而无所怨矣。”认为“以义兴师”会得到国人的积极拥护。朱熹论《常武》末章云：“卒章反复其辟，以归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非独兵威然也。”对于《无衣》，他虽不无微词，但对秦人同仇敌忾、抗敌御辱的精神还是肯定的，他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政治形势以及“定都立国之计”出发，肯定秦人是为正义而战。
又姚际恒《诗经通论》论《采芑》云：“一、二章言军容之盛;三章言节制之严;四章归功于大将，而谓其北伐之声灵可以不战而来服也。”
赵良澍《读诗经》论《常武》云：“身归日来，心归日同，以徐戎之叛服无常，非有惠南国，省三农之盛德，何以怀之?其曰“天子之功”，功在王猷，不在王旅也。而诗顾以《常武》名篇者，岂谓对致治以文，拨乱改以武欤?亦欲其战胜于庙堂，如古圣人之神武而不杀也!”
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出车》云：“观其二章，先叙出军车旂之盛，旟斾飞扬，仆夫况瘁，已将大将征伐声势赫赫写出……早使敌人丧胆，玁狁慑服。故不烦一镞一矢，但城朔方而边患自除。非“赫赫南仲”上承天子威灵，下同士卒劳苦，何能收功立效之速如是哉?不但此也，方议回军，复事西戎，故以得胜王师加诸一隅亡虏，更不待衄刃而自解矣。此尤见南仲恩威并著，谋国远略有非他将所能及者。”
以上诸家都指出《诗经》中的战争诗写周王朝的胜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强调的是敌人“自服”，“不战而屈”。
崇德尚义、“胜残去杀”的战争思想在历史、神话传说和其他有关论著中也有所表现。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点的上述深刻认识：
《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尚书·大禹谟》：“帝(舜)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尚书·武成》：“武王·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孔融《圣人优劣论》：“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人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称为首。《易》所谓圣人久于其位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必后世而后仁者也。”
这些记载所记事实虽不相同，但都贯串着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修明文教，崇尚德义为治国之本，恭行此道则不劳征伐而万民归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所以司马迁对于先“振德”抚民而后诉诸武力消灭蚩尤的轩辕氏仍给以高度的赞扬。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敌人不战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有请服”那样，则更为上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则是“胜残去杀”，战胜于庙堂。黄帝、尧、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诗经》战争诗与上面所引述的那些历史传说，尽管有诗与文之别，但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都以我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崇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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