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泛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历史上对“南”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南化说、南音或南乐说、南国说、诗体之名说、乐器名说、“南”者“任”也等。通观各家观点，以“南”为乐歌名最为近之，说得具体些，“南”即南乐，为周代的南国之乐，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汉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举东征，不仅平定东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势力归顺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对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与江汉流域的关系史无记载，然《召南·甘棠》诗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之语，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国。”结合《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之语，说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经在江汉地区开疆拓土，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时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为南国之方伯，坐镇江汉地区，对于这段史实，《诗经·大雅》中有《江汉》和《崧高》两首诗有过反映。《江汉》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诗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从史实来看，在西周时期，曾经着力经营过江、汉、淮河流域，并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当江、汉和淮河流域的诗歌汇集至周王室之后，编诗者将这一区域的诗歌分别编入《周南》与《召南》之中，名之为周、召者，既是对周公、召公的追忆，也是对二公安定、教化南国之功的褒扬。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乐地位
周代在建国之后，十分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康王时又“定乐歌”。经过成康两朝，周代的礼乐制度已初成规模，其后又经过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诗经》中绝大部分“风”诗都没有上升到周王朝的雅乐层面，而“二南”却享受着雅乐的地位，在很多正式的礼仪场合中“二南”之乐都以雅乐身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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