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2)

　　《诗经》所收诗歌包括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制作礼乐的需要，这些诗歌是分批进入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之中的，其文本结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其乐歌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

　　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从《左传》记载来看，《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

　　但各个部分被赋引的情况也不平衡，如“三颂”中的《鲁颂》在《左传》中没有被赋引的记载，国风中的《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中的诗歌也没有出现在《左传》之中。

　　“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全部诗歌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