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刑事申诉状(3)

　　其实，另一小偷汪清明和被告人黄XX、郑XX的陈述都证明当时有众多围观群众，都是本地人。为什么这个“本地人”的作案现场的案情反会成为“空白”呢? 为什么对此事实不予认定?

　　(3)、高院认定郑XX参与了第一现场殴打是错误的

　　中院及检察院都已经认定上诉人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可高院却一意孤行认定郑XX参与了殴打，这是什么目的?!是强化维持原判的正确性吗?!

　　中院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①泉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20xx年5月14日晚，被告人……便将二人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被窃的出租房外，方、汪2人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2)

　　②经审理查明：220xx年5月14日晚9时许，……便将方、汪二人抓获并带至其行窃的地点……查访失主。在该出租房外，方XX、汪XX遭到围观群众的殴打(中院判决书P4)

　　③中院判决书已经认定：“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被抓时已被群众殴打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纳，”(中院判决书P9)

　　④中院判决书认定“鉴于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明显过错，且三被告人归案后均能交代其犯罪事实，……”

　　以上说明：中院判决认定了郑XX在群众殴打现场，没有参与殴打。

　　但高院裁定书却武断写道：“经审理查明，……郑XX、郭XX犯罪事实，有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汪XX证言证实，220xx年5月14日晚9时许，……带到其行窃的地方，被二名巡逻队员和周围群众殴打……” 认定郑XX参与第一现场殴打。(高院裁定书P4)

　　刑诉法规定不能轻信口供，单凭口供不能定案。所以，口供只能作为辅助证据，用做印证其他证据，本身证明力并不强。仅凭巡逻队员的口供不能定案。所以，XX省高院认为的有力证据就是证人汪XX、证人王XX等的证言加上法医鉴定。然而，法医鉴定不可确信，下面将分析得十分清楚;王XX等的证言不能说明申诉人有什么问题;高院居然让一个再也找不到人的踪影的、唯一的一次询问笔录、没有任何证据可相互印证的、被抓被打的小偷汪XX的“一句话的证言”作为判处抓小偷的巡逻队员的刑事证据。其实，小偷的证言证明力不强，一是因为此案与他有利害关系，小偷有可能以此报复巡逻队员，甚至在回去的途中加害死者都有可能。不然，为什么被拘留释放后就没了踪影，他完全可以站出来要求赔偿身体挨打的损失。

　　2、第二殴打现场案情也未完全查清楚：相互印证的证言证实，第二殴打现场(巡逻队办公室)共有6～8个人参与盘问、殴打小偷一个多小时，有的人打二、三十下;有的人拳打脚踢乱打;有的人打得很凶;有的人从开始到结束全过程参与殴打。(讯问笔录P134.135，139.142.110.111.118.)本应查明各殴打者分别对受害人实施了何种加害行为、以及加害行为的力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法医的鉴定结论，确定殴打者各自对受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与其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但“两书”同样只字不提。虽然还有3人以上未归案，但已归案的3人的状况是可以查清的。但“两书”却没有具体查明。各加害人的责任不清，何以定罪?!何以体现罚当其罪?!

　　(三)、尸体检验欠周全，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

　　1、尸体检验主要表现为：头部不规则裂创，躯干及四肢多部位的挫伤(部分表现为中空性皮下出血)。其中头部损伤及躯干部位的损伤是人体要害部位。对于这些要害部位，没有进行详细检验。如头部，仅检及颅骨情况，硬膜外及硬膜下没有血肿，未见提及脑组织有无损伤，脑内有无出血改变等。对于尸体背部，因该部位有大面积的挫伤，应对脊髓进行解剖，以确认有无脊髓的损伤。在做完系统检验后，如果大体病理未见明确的损伤，还应提取重要脏器作病理检验。只有在排除了全身重要脏器均没有损伤的情况下，才能下“创伤性、失血性休克”的结论，但尸检并没有这样做。也就是说，虽然此鉴定结论作出了定性：“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但这个定性实际上并不是能够肯定站得住脚的，因为鉴定结论没有采取排他方法，还存在重重的疑点;那么这个不一定站住脚的尸检定性结论，也就必然给法院判案带来难度，带来判案的不准确性。对此鉴定结论法院本不应完全采信。

　　2、未完全对致伤工具作出认定。尸检鉴定书仅对软组织肌肉挫伤出血作出认定，而对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未做认定。头部的损伤特点是“左颞顶部见有不规则裂创”，解剖有“左颞顶部头皮下出血9×4cm，颅骨未见骨折，颅内硬膜外下未见血肿，蛛网膜下腔未见血，颅底无骨折”。很显然，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头部的这种损伤特点是与不规则平面的物体作用形成的。但在本案中，案犯的供述、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几个被告人的作案工具都是木棍和橡胶警棍，这些作案工具所形成的损伤特征与头部的损伤特征不符。

　　显而易见，从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的证据(中院判决书P7.P8)完全可以推定：头部损伤的致伤“工具”正是“在楼梯第4台阶东侧边沿及侧面”，这个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证明了受害人的“头部出血创伤”是由被害人自残所致。此证据和前面“血迹”证据组合起来，正好可以明确推定出受害人死亡还有其它可能原因存在，即被害人自残也是重要死因之一!

　　与此相反的是，法院对郑XX认定有罪、判处重刑证据不足，“推定”很勉强，根本无法从“两书”中找到象这些能够证明被害人“自残”的如此确凿、吻合与可以相互印证的诸多证据!

　　比如：既然“推定”郑XX是“故意伤害”致死的“共犯”之主犯，那么就应该举证并结合法医鉴定结论，确定郑XX对被害人实施的加害行为(殴打腿、背的二三下)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有无刑法意义上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在公诉机关。刑诉法规定，侦查人员既要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从现有证据看，连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也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