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表现手法(6)

　　《诗经》虽也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 “ 二雅 ” 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诗经》;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